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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预备罪及其共犯比较研究
  • 风险社会日益要求刑法前置处罚预备行为,对于单纯的预备行为、共谋行为,各国在刑法总则中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刑法分则也不断增设预备罪的独立构成要件;立法、学说和实务对预备罪的合法性、性质及其是否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存在不同观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也日益通过增设或扩大解释预备罪,实现刑法的风险规避机能,关于预备罪的共犯我国刑法具备特殊性,各国和地区的处理方案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 特殊累犯裂变式增加的思考
  • 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民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
  • 作为情节犯的醉酒驾驶——兼议“醉驾是否一律构成犯罪”之争
  • 正确理解醉酒驾驶犯罪之关键在于把握其情节犯特征。醉酒驾驶法条表述无“情节”字样,仍属情节犯,其情节就是“醉酒”。醉酒驾驶是严重的酒后驾驶行为,后者本是交通违法,前者是对“醉酒”程度的严重交通违法犯罪化——此种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立法衔接关系表明,醉酒驾驶不能适用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同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醉酒驾驶,抽象危险的认定全凭行为,即达到“醉酒”程度的“酒后驾驶”行为就证明存在抽象危险,足以构成犯罪,至于其中的危险大小区别,至多影响量刑。
  • 集资诈骗罪对象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正
  • 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 论事后抢劫罪未遂形态
  • 根据刑法规定事后抢劫罪的目的以及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应当承认事后抢劫存在未遂形态;在未遂的区分标准上,应当借鉴日本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解释论中予以完善,并以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遂并且也没有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作为认定本罪的未遂形态的具体标准。
  • 实证和比较法视野下的强制采样研究
  • “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
  • 论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 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研究——以庭审程序为核心的分析
  • 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 刑事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目标的回归
  •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由于对民事赔偿问题的轻视,使被害人的个别救济淹没在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萎缩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地位在刑事和解中尽管得到较大提升,但由于刑事和解将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作为两大目标,二者在运行中互相制约,致使被害人保护缺乏独立的实现机制。独立的民事诉讼关注于理论的正当性,却对实践困境无能为力。目标的单一性与制度的有效性呈正相关关系,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障有赖于私权观念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单一目标制度的建立。
  • 司法鉴定的证据能力及其审查——以“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为视域
  • 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 科学证据何以可能——兼论常识证据
  • 科学证据是诉讼证据的当代特征。它是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但超越并不是否定,并不意味着常识证据退出了诉讼舞台。在诉讼过程中,人们优先使用的仍是常识证据。“科学将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的断言有所偏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证据呈现出开放性外延,与此相适应,其内涵应受到较少限制。科学证据由物证、书证等法定证据转化而来,其转化的途径就是在证据的收集、生成、举证、质证环节使用了科学原理、技术和方法。这些环节犹如跨栏赛中的障碍,又如流水线上的过滤器,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的协同、制约作用,科学证据的本质属性一一科学性才得以有效保证。
  •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检察视角
  • 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指对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犯罪从轻处置的一种司法现象。司法实践中,它表现为立案查处起点掌握过高,自首、立功的认定比率过高以及缓刑、免刑的适用比率过高等方面。立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视角,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路径在于加强职务犯罪各诉讼环节的监督力度,即深化侦查监督机制改革、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充分运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落实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加强刑罚执行的监督力度以及深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
  • 完善与创新检委会工作机制研究
  •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具有宏观指导、案件决策和内部监督职能。由于有些地方检察委员会机构不健全,委员任职不够科学,议事议案范围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检察委员会作用和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检察委员会工作,促进检察委员会科学民主决策,应当从完善和创新检察委员会工作入手,树立检察委员会决策的权威性,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 轻刑化问题实证研究——以轻刑化趋势和犯罪态势的内在平衡为视角
  • 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 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
  •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犯罪治理可从三个层面出发,合理配置资源将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是通过治理社会而从根本上治理犯罪;二是注重微观的社会建设,给予潜在犯罪者更多的关爱和社会帮助;三是利用反向策略威慑和遏制犯罪。三位一体的策略配合能够以低成本实现犯罪治理的良好效果。
  • “政府犯罪”对“国家犯罪”的替代性研究——国际刑法框架内基于理论和实例的结论
  • 在国际法层面,政府行为通常归于国家行为,所以政府犯罪被视为国家犯罪。然而国家犯罪较普通国际犯罪有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只有基于政府行为或在政府渎职的情势下才能实现;反之政府犯罪可能因政府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伤害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超越国家犯罪,独立存在;所以“政府犯罪”包含“国家犯罪”。理论论证和实例研究证明:在现有的国际刑事责任体系中,“政府犯罪”概念有可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替代“国家犯罪”概念。
  • 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
  • 近年来,贩卖人口犯罪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下,澳门开始重视其境内的贩卖人口犯罪问题,并于2008年通过了《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将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与《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议定书》进行比对,可以看出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本地立法完全体现了国际法“追诉贩运者、保护被害人、预防犯罪”的宗旨要义,是列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但起诉率低、入罪率低的司法现实却警示着澳门地区在打击贩卖的进程中仍然任重而道远。通过进一步完善《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官方与民间实体合作,推动警民合作等努力,澳门的反贩卖行动应该会取得更加瞩目的成绩。
  • 法国的警察拘留制度:历史、现状与困境
  • 法国警察拘留制度源于1958年的立法改革。它之所以产生,与20世纪初期以来刑事司法实践的两个趋势直接相关。1993年后的改革强化了权力监督与权利保障。现行拘留制度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警察权的行使全面、深入但有所节制;其二,犯罪嫌疑人虽享有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但尚不充分;其三,检察官的司法监督对警察权力有所制约但不够彻底。实证考察揭示出拘留期间警察权滥用问题,其根由在于检察官的侦查指挥者角色与有效的程序性制裁的缺乏。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对法国警察拘留制度的考察可以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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