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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从积极公诉到降格指控
  • 通过分析无罪、撤诉、改判案件的成因,发现积极指控的理念是导致司法裁决出现偏差、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最大原因,而这一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层次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因素。而现阶段的国情已经要求国家公权力更加关注私权的保护、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不仅仅是打击、追究犯罪,即变积极公诉为适度地降格指控,尽量限缩刑罚的适用和犯罪圈的大小,并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司法实践演变对此进行阐释。
  • 论单位犯罪的复合主体
  • 单位犯罪的主体既不是单位或者相关责任人员的单一主体,也不是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共同犯罪主体或者两个犯罪主体,而是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复合主体。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具有合法性与利益性特征,国家机关等不具有利益性的非经济组织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双罚制应当作为认定单位犯罪刑罚方面的条件,而只处罚相关责任人员的所谓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实质上是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的刑罚总量是由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分担的,单位承担其中的罚金刑,相关责任人员承担其中的主刑,现行刑法对部分单位犯罪中的相关责任人员配置较自然人犯罪更轻的主刑是不科学的。
  •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
  • 基于结果加重犯是一个犯罪行为、只能有一个罪过形式的认识,以罪过情感概念为分析工具,可以进一步确定结果加重犯完整的心理活动: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认识,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志;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乐见其成或不排斥的情感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
  • 犯罪民事责任制度质疑——兼对我国刑法功能暨刑事责任制度的反思
  •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于犯罪人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责任。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法律适用上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违背了重复评价、有罪推定等法律原则。本文分别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视角,对犯罪民事责任制度提出了质疑,在理论上辩驳了支撑该制度的学术观点,最后得出废除该项制度的基本结论,并指明了解决犯罪赔偿问题的法律出路。
  • 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适用理念
  •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为一种备受社会关注的民生犯罪,在司法认定上应当坚持三个理念。一是要坚持风险刑法理念,从关注实害向关注危险转化,在具体认定时要注意对行为入主观明知以及风险预见性的审查。二是要坚持行政刑法理念,注重行政程序和刑事程序的衔接,正确理解补充规范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认定的意义。三是要坚持有限刑法理念,合理发挥刑法制裁效果,在罪与非罪的区分上注意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在此罪与彼罪区分上注意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
  • 论盗窃数额认识中的预见可能性
  • 在盗窃罪中,存在行为入主观上的目的数额与客观上的行为数额。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在同一量刑档次时,以行为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准。但是,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相差悬殊,分属不同的量刑档次时,就要采用预见可能性客观标准来探究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据此对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进行修正。
  • 司法考核制度下非法持有枪支罪司法认定实证研究
  • 最近几年,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为完成业务考核指标将大量情节显著轻微的非法持有枪支行为作犯罪处理,破坏了法治,为社会治安埋下了安全隐患。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办案的业务考核制度形成了制度性风险。为此,应通过完善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方法,改革现有司法业务考核制度,加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加大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的社会治理力度以防范风险。
  • 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致使司法实务界、理论界对该罪研究的热度增加,其中该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争议的最为激烈。笔者结合现实国情及司法实践认为,犯罪主体中应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应该更加明晰,“近亲属”的范围应该适当扩张,对关系密切的人不应该机械理解等。
  • 论“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之适用
  •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所构建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制度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该制度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实践依据。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又明确了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机关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不同主体的审查分别称之为“法律监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法定职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在执行此制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制定刑事诉讼规则时,应遵循法律监督的规律,确立有关部门的审查义务,科学划分不同阶段实施“法律监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责任主体,全面构建实施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程序。
  •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研究
  •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议论。如何有效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成为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大问题。根据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需要明确“居所”的范围,适用罪名的种类,强制性的程度,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建立内部制约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和刑罚制度。
  • 以基层经验为基础的集中决断模式——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本土化趋向
  • 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采取演绎式结构而非归纳式结构,导致其缺乏英美法系判例中“关键事实的区别”机制,地方法院无法从案例中获得立法权限,因此从本质上区别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而从其形成目的来看,指导性案例之设立乃是为了调动基层司法主动性、实现基层司法经验的制度化和加强对于具有社会影响力案件的监测,并且以此建立以基层经验为基础的集中决断模式,因此其自下而上的生成方式区别于司法解释的自上而下的生成方式。虽然指导性案例制度存在诸如最高院与最高检分别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可能存在权属冲突、地方性司法经验推广的可能性以及指导性案例制度演化等问题,但是其建立表明了我国更加贴近本土实际,从盲目追随西方法治标准开始转向了更为实用的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本土标准。
  •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原因、平时表现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程度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当前,宜从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方法入手,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与弥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未来走向
  •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上规定了“依职权自动封存模式”。它与我国《公务员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等仍有明显的冲突。受制传统观念等因素,我国尚有一系列制度歧视和标签效应难以及时消除。现有的冲突不及时弥合,将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需要坚持严格依法原则、适度扩充原则和尊重现实原则,进而明确多元化的启动模式、完善封存档案的基本要求、充实违法封存的救济途径以及实现解封程序的正当化。
  • 论新刑诉法中看守所的预防刑讯功能
  • 看守所之所以作为羁押场所出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中,应当归结于刑事诉讼法羁押制度的需求。羁押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从时下的社会发展状况看是这样的。离开羁押制度,看守所制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因此,看守所展现的形态模式,是由刑事诉讼制度所决定的。而看守所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而悄然发生着改变。2012年的新刑诉法突出了看守所在诉讼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独立、唯一的未决羁押场所,不依附于其他办案单位。尤其是强化了其预防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功能。
  • 伤情鉴定中强制鉴定制度研究
  •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案件频发,给诉讼进程造成了客观障碍,也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追究提供了客观便利。这不仅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刑诉法中伤情鉴定制度的缺陷。应当在借鉴国外关于强制鉴定机制的立法例基础上,对被害人等第三人拒不配合伤情鉴定的行为进行规制,建立我国刑事诉讼强制伤情鉴定机制。
  • 论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完善
  •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对死刑案件的最后把关程序,必须严格设计并加以完善,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死刑复核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目前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相关工作机制、法律规范及人员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检察机关对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仍面临现实障碍。为此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加以改革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省级人民检察院的备案材料或专题报告、直接受理申诉、控告和举报、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征询等途径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并以提出检察建议和意见、抗诉或申请复议、出席合议庭开庭或参加听审、列席审委会,乃至对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等方式进行监督,确保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 论网络盗号地下产业链的预防控制
  • 庞大的网络盗号地下产业链,已经威胁到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盗号地下产业链可以大致分为黑客开发木马、流量商挂马、代理商买卖信件、洗信和交易等环节。打击网络盗号地下产业链,必须从技术和法律等各层面切断链条各环节间的利益联系。在法律保障方面,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有必要强化对黑客和非法流量商的处罚力度,强化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明确互联网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机制,完善各地警务部门的网络管辖权及协作机制。
  • 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实证研究——以D法院9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 量刑说理是法官对量刑结论的正当性进行解释论证的一种诉讼活动。通过量刑说理,可以增加量刑的可接受性,有助于法官思考量刑的妥当性、认真对待被告人的权利。但是司法实务中,量刑说理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判决书中量刑说理不够全面、透彻,缺乏说服力,以致引发被告人和社会各界对量刑结论的质疑,影响了司法权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应丰富说理内容、强化说理个性并完善配套措施,以提高判决书量刑说理的质量。
  • 唐律的共盗犯罪
  • 唐律的共盗犯罪,由于主体的和行为的不同而存在极为复杂的共盗情形。在立法上,作为总则的《名例律》中有一般性规定,作为分则的《贼盗律》中又作进一步的一般性规定,然后还有盗罪具体情形的专门性规定,由此形成唐律交叉重合的复杂共盗关系,决定影响着性质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和处罚的轻重。唐律对于共盗犯罪的处置,体现了唐律立法成熟细密的高超水平,对于后世明清盗罪立法影响很大,对于现代立法和法律的实际适用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澳门刑法典之犯罪评价体系
  • 犯罪评价体系作为法官的思维工具,既应符合理论逻辑,又须与刑法典一致。就澳门刑法典而言,应注意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差异。其体系为:行为-不法-罪过。行为是构成要件前的独立阶层,而非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合致性与违法性合并为不法阶层,更适合澳门刑法立法现状;在罪过(罪责)阶层,可归责性(责任能力)是责任基础,修改归责制度时应注意与原立法协调。澳门刑法典一些用语并不科学,在分析犯罪评价体系时应加以甄别。
  • 诚信铸精品 发展促和谐
  •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始建于1952年,是山西省属最大最强的建筑安装综合性施工企业,中国500家实力最强施工企业之一,公司现拥有机电安装、电力、冶炼、化工石油、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六项总承包壹级资质,机电设备安装、炉窑、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工程、钢结构工程五项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还拥有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等多项资质。公司现拥有员工3000余人,总资产10亿元,年施工能力40亿元以上,并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专论]
    从积极公诉到降格指控(李斌)
    [刑法理论]
    论单位犯罪的复合主体(王联合)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温建辉)
    犯罪民事责任制度质疑——兼对我国刑法功能暨刑事责任制度的反思(苏侃)
    [个罪研究]
    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适用理念(何柏松)
    论盗窃数额认识中的预见可能性(袁博)
    司法考核制度下非法持有枪支罪司法认定实证研究(李林[1] 张一薇[2])
    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钟文华 王远伟)
    [诉讼理论]
    论“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之适用(卢乐云)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研究(尹吉)
    以基层经验为基础的集中决断模式——论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本土化趋向(李亚凝)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陈立毅)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与弥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未来走向(刘清生[1,2])
    论新刑诉法中看守所的预防刑讯功能(孙皓)
    伤情鉴定中强制鉴定制度研究(杨永华 王宏平)
    [检察理论]
    论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完善(刘仁文[1] 郭莉[2])
    [犯罪预防]
    论网络盗号地下产业链的预防控制(刘为军[2] 禄源[1])
    [调查报告]
    刑事判决书量刑说理问题实证研究——以D法院9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李琴)
    [刑事法史]
    唐律的共盗犯罪(孙向阳)
    [港澳治刑事法制]
    澳门刑法典之犯罪评价体系(潘星丞)

    诚信铸精品 发展促和谐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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