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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是一种新型贿赂犯罪。结合司法实践,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中的主体认定、影响力的认定、“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相关共犯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行贿行为的处理,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对司法实务和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信条学考察
  • 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是刑法中最危险的犯罪,也是需要特别讲究规格与标准的犯罪。从保护国家安全的实质意义出发,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概念上有历史概念、政治概念、学术概念与法律概念之分,不同概念对理解与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各自不同的意义。依托中国刑法,中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是一类犯罪的总称,而且是一组封闭的法律概念,同时,运用比较与论述的方法,从故意、犯罪客体与客观行为要件方面也可发现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另外,依托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发展具有犯罪构成日益变得更加精确、该类犯罪仍然是中国刑法的防范重点、以及通过维护法治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措施等特点。
  • 帮助犯界限与范畴论纲
  • 在狭义的共犯分类中,与教唆犯相比,学界在帮助犯的研究方面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帮助犯与实行犯的界限,历来是德日刑法学界探讨的焦点。在我国的共犯论体系下,明确厘定帮助犯与实行犯、帮助犯与教唆犯之间的界限,重塑帮助犯与主犯、帮助犯与从犯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定罪,而且有益于合理量刑。
  •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中行为归责与责任归责理论之整合
  • 现有单位刑事责任理论均未有效地解决单位与单位自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刑事责任原理。单位刑事责任理论应包括:一是单位自然人的行为可以归责于单位本身,也即行为归责,是一种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客观归属,具有法定性、利益性、身份或业务择一性、代理性等特征;二是单位犯罪行为可以归责于单位,是一种责任承担意义上的主观责任归属,强调单位行为人的主观可归责性,具有整体性、间接性、双重性和特定程序性等特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同时,单位人在行为归责的前提下,也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是一种主观责任归属。从行为归属到责任归责,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理论借此得以重构。
  • 论划分刑法边界的标准
  • 何种行为才应当列入刑法禁止,学界一直争讼不止。法益保护原则与伤害原则,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划分刑法边界的主要标准,但是,面对着侵权法,这两个标准却很难有所作为。作为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往往难尽人意,故有必要将这些理论结合在一起划分刑法的边界,而结合的切入点则是普遍恐惧。普遍恐惧能够表达不当行为的外溢结果,且能吸收其他理论的优点,故可以担任划分刑法边界的标准。
  • 外汇按金交易的刑法规制探讨
  • 外汇按金交易作为金融市场的衍生品,是近年来随着外汇期货交易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外汇炒卖方式。由于缺乏监管,此类行为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秩序。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进行规制,在发生大量的经济纠纷时法院无法按统一的标准进行审理。只有界定外汇按金交易的法律性质,才可以将情节严重的外汇按金交易给予刑法评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
  • 论诱价概念在诈骗罪中的独立性价值
  • 司法实务中,行为人为实施诈骗而向被害人提供的财物一般被称为犯罪成本,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诈骗罪中犯罪数额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犯罪成本从其概念内涵来看,在诈骗罪中运用是不确切的,这也是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用“诱价”一词来替代犯罪成本,可避免由于概念本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分歧。作为诈骗罪中独有的概念,诱价定义可以直接体现出诈骗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为我们研究诈骗罪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在诈骗罪认定过程中,应当坚持以扣除诱价之后被害人的净财富损失作为评判是否存在实质财产损害的实体标准,这既是刑法谦抑之下的结论,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 诉讼诈骗的行为性质研究
  • 诉讼诈骗是指在诉讼中或以诉讼作为手段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财产(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损害非财产性利益的诉讼欺诈不能成立诈骗罪。传统理论关于诈骗罪特征和不法类型的描述,将受行为人欺骗的对象(受骗者)和财产受到损失者(被害人)进行同一性理解,将财产的交付限定为“自愿”而为,存在重大缺陷,限制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造成了刑法保护机能的萎缩。在诉讼诈骗中,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或者进行虚假陈述,以民事诉讼的方式骗取法院的裁判从而获取他人财物或免却财产支付义务,造成被告的财产损失,符合诈骗罪的基本行为特征,侵害的法益不仅包括、且主要是他人的财产权益;将诉讼诈骗认定为诈骗罪也有利于实现诈骗罪的立法宗旨和通常的法律观念。
  • 强索高利贷行为的刑法分析
  • 随着我国民间高利贷的不断出现,强索高利贷的行为也迅速攀升。目前我国理论和实务就强索高利贷行为的犯罪化路径主要有三条:将高利贷独立成罪从而将强索高利贷行为作为其加重处罚情节;将强索高利贷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用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共犯来涵括强索高利贷行为。但这些路径均存在不足。强索高利贷行为主要有强索约定高利贷和强索超出约定高利贷之财物两种类型。对强索高利贷行为的刑法定性,应当在坚持强索高利贷行为类型化的基础上分别进行。
  • 刑事推定的构造与“应当知道”的认定——以推定之逻辑构造为基础
  • 在我国刑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中,针对主观要素“明知”的认定,一般将规范层面的“应当知道”解读为“推定明知”,且该观点已隐然处于通说地位。但推定是较“应当知道”更富争议性的范畴,以推定界定“应当知道”的观点,值得商榷。从学界对推定范畴的最底限共识出发,围绕推定的“基本逻辑构造”和“推定之效用”可抽象出推定之逻辑构造,从而准确释明其本质。规范层面的“应当知道”是“间接证明”指引性规定和推定规定的混合体,且前者占绝大多数。从无罪推定等基础司法理念出发,应严格解释既有规范,将推定的存在空间限缩在最低限度。
  • 从“决定”到“裁定”——兼论我国刑事一审程序性救济的完善
  • “无救济则无权利”,在程序正义和权利保障理念逐渐盛兴的今天,对权利的救济成为亟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鉴于法院一审过程中所作的“决定”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现状,围绕救济诉讼权益的主题,本文首先对我国现有“决定”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分析了“决定”的特征,并在深入剖析其存在的种种弊端之后,借鉴域外的相关规定和做法,呼吁实现从“决定”到“裁定”的理性回归,而且回应了该种回归可能招致的质疑。最后,对这种理性回归,本文从理念和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跟进探讨。
  • 新刑诉法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修改的立法解读与思考——基于D市两级法院上诉案件二审程序运行的实证研究
  • 司法实践中,刑事二审发回重审程序被滥用的根源不在于立法意图不够清晰、立法标准不够明确,而在于该程序在执行过程中的功能异化。无论是用“重新界定发回重审标准”,还是用“取消发回重审程序”或“限制发回重审次数”来克服现行发回重审制度缺陷都存在不足之处,原因在于这三种方案都是试图用“立法”的思路来解决“司法”的问题。“发回重审仅限一次”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可能会影响发回重审程序的效能发挥,还可能会引发上诉不加刑制度与发回重审制度之间无法衔接的新问题。解决之道须回归“司法”,建立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司法制约机制,由检察机关监督和限制二审法院启动发回重审程序,这样既能有效克服发回重审制度的缺陷,又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作用和价值。
  • 刑事案件侦查中的轨迹分析法
  • 任何刑事案件都有自身的轨迹。轨迹分析法是指根据犯罪行为遗留的痕迹物证及各个信息系统中的信息,确定犯罪行为相关人、事、物的各个时空节点,达到侦查破案目的的一种犯罪情报分析方法。轨迹分析法的要素是时间和空间。轨迹分析法主要涉及案的轨迹分析、人的轨迹分析和物的轨迹分析。轨迹分析法,首先是查找时空轨迹点;其次,是分析轨迹点自身的信息;再次,是分析轨迹点上附着的“痕”。轨迹分析法的应用模式有:由轨迹分析查找符合案件轨迹的犯罪嫌疑人;由轨迹分析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由轨迹分析查找案件的同案关系人;由轨迹分析辅助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
  • 论突发事件应对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
  •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法律基础,为其实施提供了必要性、紧急性与可行性。然而,检察监督却并未建立相应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检察监督的有效预防机制,同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效力过低、内容笼统模糊,缺乏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检察监督的专项措施。2008年汶川地震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状况将为加强我国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提供丰富的启示与建议。
  •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规范化研究——以安徽C市两级检察院实证资料为视角
  •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量刑建议制度圆满植入刑事司法体制,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防止法官专断的作用,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在安徽C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实证调研基础上,分析运行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就进一步确定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规则拟定、审批程序、事后审查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同时主张量刑建议程序引入被告人认罪答辩、听取被害人意见和人格调查报告制度。
  • 主诉检察官联席会制度的检视、定位与完善——以浦东检察院公诉一处2008年至2010年情况为切入
  • 主诉检察官联席会制度是伴随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行而探索的新制度,旨在会诊疑难复杂案件,以期发挥集体智慧解决审查起诉中的实践难题。而实际运行中,该制度呈现讨论走过场、程序不规范、调研缺位等现状,甚至异化为主诉检察官推脱办案责任的避风港,与设计初衷相去甚远。立足于现实,主诉检察官联席会应定位为疑难复杂案件参考、统一法律适用、检委会的减压阀和过滤器等功能,同时推进公诉内部管理的专业化和民主化。基于上述功能定位,应从参会人员、会议内容、运行机制、会议程序等方面入手完善主诉检察官联席会制度。
  • 沈家本与中国刑事法律的变革
  •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方面。他在修订刑事法律、变革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一系列举措,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体系,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有的刑事法律思想。毋庸置疑,沈家本在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不断实践和刑事法律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河南煤建机电安装有限公司简介
  • 河南煤建机电安装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现有职工926人,高中级技术管理人员136人,主要从事矿山机电设备安装、一般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制作安装、煤矿机械设备配套加工等产业。施工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年安装加工产值6亿元以上,以质量优、速度快、服务好享誉行业内外,被评为“中国施工行业矿山工程优秀施工企业、全国煤炭行业信用等级AAA企业、河南省煤炭工业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建筑施工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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