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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刑诉法的实施和新挑战的应对——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技术侦查措施,有条件地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限,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同时,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增加了侦查工作的任务,强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这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有效应对新的挑战,实施好修改后刑诉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要在前16年转变侦查方式的基础上,继续在侦查理念、侦查重心、侦查方法、侦查决策、侦查机制等方面继续进行转变。
  • 事实与规范:刑法的“静”与“动”
  • 事实与规范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关系,刑法学意义上事实概念和规范概念之间区分具有相对性,存在事实的规范化和规范的事实化。事实与规范之间存在法律评价概念、经验法则评价概念和社会评价概念,立法时应有所取舍。事实与规范的互动是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
  • 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逻辑进路
  • 刑民交叉案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和疑难的一类案件。从法律技术运用层面上进行分类,刑民交叉的案件存在着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其行为性质并未超出民法或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只能通过刑法的前置法来加以解决,无需进入到刑法领域进行评价;二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纵向的包容重合关系,由于其社会危害性已超出刑法前置法的量的限制性和已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司法实践应当需要采取"先刑后民"的操作方式,通过社会危害性的量和刑事违法性的质两个方面的评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案件在外形上具有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刑民交叉或经济与刑事混杂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横向的同位并列关系,这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是一种"桥归桥、路归路"的事实现象,它们需要接受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的分别评价和处理。
  • 法益 责任 危险——抽象危险犯争议问题探究
  • 抽象危险犯是刑法教义学中的一个概念,关于抽象危险犯主要存在着背离法益概念、突破刑法责任主义以及是否允许危险反证三个主要争议。抽象危险是对于法益的一般侵害可能的危险。对制造抽象危险的行为人归责并未突破刑法中责任主义,"拟制的危险"是对法律拟制的误解,抽象危险犯的成立条件应当允许反证。
  • 论我国刑法中的减轻处罚——兼评修正后《刑法》第63条第1款
  • 减轻处罚实际是"二次量刑"的过程。当法定最低刑为管制且具备减轻处罚情节时,应当免除处罚。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场合,减轻处罚后是否依然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需要依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在附加适用的场合,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随主刑刑期的变化而调整。对于单位犯罪单处罚金并需要减轻处罚的情况,应在第一次量刑确定的基准罚金刑数额之下选择减轻处罚后的罚金数额。在其他立法模式中罚金刑的减轻处罚随主刑的变化而调整。对于没收财产的减轻处罚,依然遵从附加刑随主刑变化而调整的原则。
  • 经济刑法规范适用中的从属性问题
  • 作为经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违反××法律、法规"(一般违法),与该行为总体上所违反的刑法规范(刑事法规),共同构成了经济犯罪具有的双重违法结构模式。由于刑法中许多犯罪都是以违反行政法规或者经济法规为前提的,司法人员要正确解释刑法条文,就必须要清楚相关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的具体规定。由于经济犯罪中的许多犯罪直接来源于非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填补这些空白刑法时,不能脱离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去阐述相关的犯罪构成。正当化事由具有行政从属性,即因行政机关的许可或核准而阻却行政犯罪构成要件,反之才具有可罚性。
  • 三角诈骗限定之提倡
  • 为了维护诈骗罪"基于意思的自由处分"之本质特征,遵循其在犯罪学类型上所呈现的被害过错因素,更加充分地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对三角诈骗中受骗者的处分权,不能只根据受骗者的主观想法、尤其是不能只根据客观接近的事实宽泛地解释,而应以其是否存在被害人的授权、以及是否具备被害人原本处分权的基本特点为标准进行限缩。另外,侵财犯罪的保护法益从所有权向占有权的转移,相应地扩大了两者间诈骗、缩小了三角诈骗的空间;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不能只是使"占有松懈",而必须是使"占有转移"的多数说,也使得一部分貌似三角诈骗的情形,被囊括到了直接正犯形式的盗窃罪中。因此,对三角诈骗的成立范围,有必要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限定。
  • 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规范阐释与完善方向
  • 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包括直接营利目的和间接营利目的。判断是否具有间接营利目的,需要进行宏观上的、整体上的考察,不能以某一个别"行为段"存在非营利性而认定整体行为不存在营利目的。商业使用盗版软件行为具有间接的营利目的。把"以营利为目的"修改为加重量刑情节既可以加大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又可以实现区别对待,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因而是"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完善方向。
  • 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行为的定性研究
  •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在行政法规中归于"准金融机构",但在刑法上应属于"其他金融机构"之范畴。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行为,如果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则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以转贷牟利为目的,转贷他人,则构成高利转贷罪。由此引申,在判定小额贷款公司"其他金融机构"的刑法性质之后,刑法有关对金融机构保护的法条规定也可适用于小额贷款公司,由此构筑起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创新行为的刑法保护体系。
  • 制售假药行为之行政处罚与刑罚适用研究
  • 为了使制售假药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罚能够准确适用,实现司法公正,应当反思制售假药行为相关处罚的立法规范。假药罪变为行为犯,意味着只要有行为就要入罪。制售假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天壤之别,即便其行为全部入罪,也不应该一律适用刑罚,而应当区分情节分别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假药罪变为行为犯后,其犯罪行为与违法行为完全重合,一般违法行为失去独立存在的空间,与犯罪行为的立法界限消失,所对应的行政处罚与刑罚适用不清。立法没有区分制售假药之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自有其根据,通过定量研究在司法中寻求界分或许更为妥当。依循《刑法》第37条之规定,设定制售假药之"犯罪情节轻微"的标准,符合该标准的独立适用行政处罚;反之,并合适用刑罚与行政处罚。
  • 职务犯罪案件与牵连案件的侦查管辖研究
  • 对职务犯罪案件与牵连案件的侦查管辖而言,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确立的"分案处理"模式,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利于提高侦查效率。而实践中出现的合并管辖做法较随意,且容易受到证据合法性的质疑。我国应当以提高侦查效能为主线,将职务犯罪案件与牵连案件之间的紧密性作为基本原则,以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为底线,对职务犯罪案件与牵连案件确立分案管辖与合并管辖相结合的侦查管辖制度。
  • 对瑕疵证据“合理解释”的解释
  • 只有对不可补正的瑕疵证据才能以合理解释方式进行证据能力的修复,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得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对瑕疵证据进行合理解释主要是要解释瑕疵形成的原因及瑕疵并未导致虚假证据。从根本上看,合理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证明采纳瑕疵证据的正当性的过程,因此,"合理"的标准问题也即这个证明过程的证明标准问题。对于不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控方的解释及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而对于可能影响证据真实性的瑕疵,则应当达到更高档次的证明标准,但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十大问题
  •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增设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对我国现行逮捕羁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强化检察监督的重要举措。检察机关的无羁押必要性建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意见。要保障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得到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从立法的基本立场以及基本的价值追求出发做好司法解释,对诸如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的主体、审查的间隔时间、审查的标准、必要性证明责任、审查的模式、审查的期限以及权利救济等问题,作出符合立法宗旨的具体规定。
  •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模式构建
  • 司法实践表明,认罪轻微刑事案件占较大比例。如何建立规范而简便的认罪案件程序,需明确"认罪"的涵义,并结合刑事和解程序规定,分别在侦查阶段、公诉环节和审判程序中进行合理分流,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分流模式,力求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和谐司法。
  • 我国看守所的中立化改革
  •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审前羁押机构——看守所——是附属于侦查机关的一个部门。西方各国的审前羁押机构有三种模式:设置于独立监狱的模式、附设于法院的看守所模式、独立监狱与警察局内的"代用监狱"并用的模式,总的趋势是看守所独立于侦查机构,具有中立性。我国看守所侦押合一体制必须改革,具体做法是归属于司法行政机构。
  •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及应对
  •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能否发挥辩护职能的关键所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辩护制度,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也即意味着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置,有权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侦查工作带来困难。如何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与国家侦查权之间的冲突成为现实问题。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修订入手,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希望探索出一条可以兼顾惩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的道路。
  • 论量刑程序的法律监督
  • 量刑改革取得成效,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改革成果并发展完善了量刑程序。但是,量刑改革中检察职能作用过于被动,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量刑检察监督程序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亟待修订司法解释,建立、完善检察监督程序和相关配套机制。当前,检察机关需要在观念、制度和运作三个层面予以加强,保障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行使的前提下,努力推进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保各诉讼主体有效参与量刑程序,促使量刑的公开、公正和均衡。
  •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给检察机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完成转型的一次重大机遇。新刑诉法扩大了职务犯罪侦查的证据来源;完善并拓展了侦查措施;延长传唤和拘传的期限;加强取保候审的监管;完善监视居住的执行和监控;延长自侦案件的拘留期限。同时,新刑诉法继续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力进行制约与规范,包括通过权力制约权力及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故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该转变观念、树立信心、积极应对;加强"情报导侦"信息化;初查工作合理强化;侦查行为规范化和创新管理科学化;加快推进侦查信息化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建设;提高侦查人员素质,实现侦查人才精英化。
  • “两法衔接”机制中行政执法信息准入标准研究
  • 行政执法信息的准入标准已成为影响"两法衔接"机制发展的问题之一,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实现"两法衔接"工作设定目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和及时、有效打击犯罪的原则,通过对主要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并对相关的刑法条文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现阶段比较可行的行政执法信息准入标准。
  •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五个注重”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 2012年以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大力开展检察文化建设,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理念先行、立足工作、品牌推动、制度保障、共建共享”的文化育检之路,取得良好的成效。
  • [专论]
    刑诉法的实施和新挑战的应对——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朱孝清)
    [刑法理论]
    事实与规范:刑法的“静”与“动”(余双彪)
    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逻辑进路(杨兴培)
    法益 责任 危险——抽象危险犯争议问题探究(刘涛)
    论我国刑法中的减轻处罚——兼评修正后《刑法》第63条第1款(李翔)
    [个罪研究]
    经济刑法规范适用中的从属性问题(刘伟)
    三角诈骗限定之提倡(秦雪娜)
    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要素的规范阐释与完善方向(刘科[1] 朱鲁豫[2])
    骗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行为的定性研究(刘宪权[1] 吴波[2])
    制售假药行为之行政处罚与刑罚适用研究(刘晓莉[1] 逄晓枫[2])
    [诉讼理论]
    职务犯罪案件与牵连案件的侦查管辖研究(张曙[1] 阿儒汗[2])
    对瑕疵证据“合理解释”的解释(纵博[1] 郝爱军[2])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十大问题(张兆松)
    认罪轻微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模式构建(胡东林 范小云)
    我国看守所的中立化改革(高一飞[1] 陈琳[2])
    [检察理论]
    律师调查取证权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及应对(钱学敏 李和杰)
    论量刑程序的法律监督(李忠强 林群晗)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任海新[1] 蔡艺生[2])
    “两法衔接”机制中行政执法信息准入标准研究(张守良 崔杰)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五个注重”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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