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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 《近代史研究》网络投稿采编平台启用公告
  • 《近代史研究》网络投稿采编平台已从2016年1月1日起启用,凡给本刊投稿的作者,请登录平台,根据提示实名注册、投稿。
  • 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 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
  • 北京皇城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作为明清北京四重城中皇城的边界,直到民国成立时仍基本保存完好。1915-1924年间,京都市政公所为改善北京城交通,在皇墙上开辟大量豁口,并增加门洞,修建穿墙道路。1921年3月,市政公所为节省经费,创议“拆取皇墙旧砖,用于大明濠排水渠整修工程”。同年6月起至1927年,市政公所和内务部组织拆卖了8公里以上的皇墙,所得砖瓦除用来修建大明濠外,还被大量拨给政府机关或高官倒卖牟利。颜惠庆两次组阁期间,曾下令市政公所中止拆墙取砖行为,但随着其失势,该禁令也失去效力。在舆论压力下,1927年8月至9月,国务院总理潘复派专员查办“拆卖京师皇城事件”,却因案情复杂、牵涉范围过广而未能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期间(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结合“北平文化游历区”的建设,力阻工务局局长华南圭的拆墙主张,对皇墙进行了有力保护;但在其离任后,1929年9月至1930年底,工务局又将剩余皇墙部分拆毁、取砖,以完成大明濠的整修。此时,原周长约13公里的皇墙,只留下不足2公里的一小段。皇墙的被毁,与北京城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当局的市政建设理念存在密切关系,即“保存遗迹的愿望作为对帝国遗迹的炫耀,必须让位于市民公共利益的需要”。
  • 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常的逻辑进程。作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中共领导的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中,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决策层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以主要精力用于搞中心城市的暴动。他们没能真正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不适当地夸大了广州起义和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倒是毛泽东根据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红色政权理论,把中国革命导引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
  •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迂贵州为中心
  •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 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 抗战期间,内迂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大学更名贵州大学作为允改国立的条件。大夏大学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数次与教育部博弈,维持了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在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无论是整顿教育手腕强硬的陈立夫,还是支持陈立夫的蒋介石,最后均向校方让步。在抗战中大多数资源掌控于国家、民间社会弱小的前提下,私立大学唯有寻求政治的支持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然而,此种政学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的教育行政造成一定困境。
  • 孙中山、黄兴“营救”过刀安仁吗?——兼评曹成章著《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
  • 1912年2月,刀安仁辗转缅甸、昆明等地,抵达南京。随即因唆使永康刀上达“肇乱”,鼓动土司闹分裂,经李根源、蔡锷电请,孙中山批准,被南京临时政府拘捕。后移押北京,为袁世凯所“开释”,并非孙中山、黄兴“营救”出狱。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依据,严格遵守充分占有史料、认真辨析史料、科学运用史料等基本原则,不能情绪化、想当然。
  •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三立保定之行一节之疏证
  • 关于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保定之行,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记从细节到大要,都颇有讹误之处,不可尽信。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开复在光绪三十一年而非二十九年;袁世凯主张立宪之隐情非仅陈三立一人窥得,而是路人皆知;并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推荐者乃毛庆蕃;等。尤其是陈三立对于立宪的态度,陈寅恪也出现了误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予以辨正,以期近真。
  • Modern Chinese Historv Studies
  • 《近代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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