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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 作为成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 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 源自西方的律师制度在近代中国确立之前,英文中的lawyer等概念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译介并传播,且出现“讼师”、“状师”、“法家”、“律师”、“辩护士”等不同译法。最终,“律师”这一译词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译词的选择与使用,反映国人对律师制度及律师职业认知历程的嬗变。早期译介者以“讼师”这一传统概念对译lawyer一词时,并没有给予其明显的价值判断,但由于传统社会中讼师的不良形象,以及在中国官方话语的构造之下,“讼师”这一词汇本身承载的根深蒂固的负面意涵便被无限放大。这种负面意涵直到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确立、律师阶层产生之后依旧存在,影响了律师阶层在近代中国地位、身份的确立。
  •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 内容提要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
  •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 “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
  • 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人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由是开始了反思,转而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主要表现为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提倡新教育的中国化,呼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一时间,“中国化”逐渐成为流行语,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蔚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相对以前的“西与西战”,可以说思想界又出现了“中与中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去重塑中国,却无意识地扎进世界里不能自拔;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寺罄个熙枢屎环不能对折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戡的系统的清理
  • 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
  •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组织之外,另设青年团独立存在,原意是为其臂助,发挥助手与后备军的作用。然而,党团双轨机制具体如何运作,在中国尚属首创,无先例可循,党团关系的确立颇为周折。由于中共与青年团成立早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青年团产生了“第二党”的倾向。实际运作过程中,党团之间常为争夺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互不相让,时起纠纷。青年团重建后,中共干脆放弃青年团保持组织独立性这一传统,使青年团在政治与组织上完全从属于共产党。
  • 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China
  • 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①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逐步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纳入史学研究,对其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这种趋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历史创伤问题的讨论中
  •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
  •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保荐,14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任命被罢官后定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巡洋、长江联合舰队统制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并命其力顾大局,不要推辞。
  • “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0年9月2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2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其中约有2/3论文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段,兹将这一部分主要论文的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 南京平民住宅问题补正
  •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所刊唐博《民国时期的平民住宅及其制度创建——以北平为中心的研究》一文,认为平民住宅最早兴建于1934年南京市政当局整顿市容,对此结论,尚可商榷。
  • 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公告
  •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部级奖项,也是目前中国历史学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为鼓励广大史学工作者致力学术研究,鼓励优秀历史学著作的产生,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而设立。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工作于即日正式启动,现将有关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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