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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笔谈 辛亥百年遐思
  • 也许是职业使然,我欢喜反思。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传承者、守望者,还应是阐释者与思索者。反思并非怀旧,更不是迷恋往昔;应该通过不断反思,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司马迁早就参透其中奥秘,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没有“究”,没有“通”,就难以成一家之言。
  • 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两个日子如此相近,中间只隔了不到10年。这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发展过程:既有阶段性,又有延续性。
  • 新时期再议辛亥革命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在海内外成为比较繁荣和成熟的学术领域,尤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美国,研究工作已很深入。中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即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逢十”必举行纪念活动。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的学术成果,也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而大量涌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政治派别、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政治和经济环境、思想影响和成败分析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成就卓著。
  • 辛亥革命开辟的发展道路不可逆转
  •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不仅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旧制度,而且带来了现代的共和民主新制度;它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旧观念,创立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变过程,也开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金冲及先生在他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将清朝政府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不能小看这块招牌,换不换这块招牌区别很大。
  • 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时期。这也就是人们重视辛亥百年的纪念,思想界、学术界对此进行活跃讨论的原因。我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并未进行过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作为近代历史的研究者,作为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体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到来的时候,感到对辛亥革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进行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 李闻惨案之善后
  •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事件。这一惨案出现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遭到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均为推动国共和谈的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加之他们惨死于同城,相隔仅仅三天,因而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李闻惨案已过去65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性质、责任、处置等方面表现的矛盾与展开的角逐,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如惨案初期关于事件性质的论争,即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立足于各自立场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惨案制造者的抵赖与歪曲,则凸现了不同力量在责任追究问题上的博弈;而国内外的强烈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介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实施;至于蒋介石处置该事件方针的形成和执行,同样表现了战后中国政治受不同因素制约的复杂与交错。对于这些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李闻惨案为什么会给国民党统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各种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演变。
  • 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
  •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给自己制造了一连串的麻烦,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但是,要人相信蒋介石对这类“政府暴力”完全不知情,显然也很少可能。因此,无论蒋介石事后表现出怎样的愤怒,却仍旧难逃幕后黑手的嫌疑。细研蒋介石日记,可以注意到蒋的态度及作为实在复杂多面,其虽非这些事件的直接幕后黑手,却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战后国民党滥施政府暴力的幕后推手的责任。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资纱厂正式开始在华投资设厂,这是日本纺织资本巨头为把已失去竞争力的10至20支粗纱转移到中国生产而实施的一项经营战略。但是,在粗纱供应过剩引发“1923年萧条”之后,上海的日资纱厂开始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40支左右细纱,并于1927年9月一举加快了这次生产调整的步伐。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生产改良土布而繁荣一时的高阳织布业所需的40支左右原料机纱,至此主要由上海日资纱厂供应,而此前一直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机纱则受到了抑制。后来,不断追求更高附加价值的在华日资纱厂又把更多经营资源投向兼营织布部门,1930年前后,其产品也由粗布(sheeting)转向更高级的市布(shirting)。于是,曾是高阳织布业原料细纱供应伙伴的在华日资纱厂转化成了生产改良土布竞争商品的强有力对手。
  •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 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
  • 日韩合并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朝野反应强烈。中国人民在同情韩国的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进行自身的反省以及对中国内政改革的诉求。无论是立宪派,还是清政府官员,乃至于一般民间舆论,大都注目于立宪。由于日韩合并加重了中国民族危机,在各种宪政势力的压力之下,清廷也被迫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缩短了预备立宪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实在效用。
  • 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 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 “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问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 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
  • 20世纪中国史上有三次导致政权更迭的武装革命,次次都改变了历史。不过,在史家吕思勉看来,政权更迭虽“由于战之胜败,而战之胜败,初不在于胜败之时”。①这是读史有阅历之言。盖所谓偶然,其实多有其所以然,而突变往往也是积累所致。中国史学向有一派,主张知常才能知变。吕先生即以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②言长程风化或许太久远,至少可以说,在山崩的前几年,风化现象往往由隐转显,揭示出胜负的转折。
  • 《近代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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