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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
  • 晚清局所适内忧外患之变局而出现,为平定战乱与善后、筹措赔款的应急措施。成同以后局所膨胀与捐纳、保举泛滥及行政新事务的扩展相交织,形成了由督抚掌控的非正式行政机构,造成了官与差、名义与实权相分离的局面,加剧了吏治腐败与财政困窘。清廷三令五申裁撤而未能显效,客观上削弱了其分权制衡的掌控力。局所泛滥的乱象背后,既隐伏着各级政府对社会变动下既有政体结构与职能如何调整的角力,同时也掩盖了局所在接引新知与发展新兴事业方面曾起过的重要推动作用。丙午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以司道改制的方式归并局所功能,使之纳入职官体制,直省行政由此根本改变。
  • 奕勖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
  • 奕勖作为总理衙门的主持人,在义和团高潮期间的表现,长期被认为是主张“剿团”的,因而与慈禧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慈禧“欲杀奕勖”,后因城破而免。义和团也认为,奕勖信教,提出了“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口号。二虎之一就是奕勖。但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表明,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前后,奕勖一直为慈禧出谋划策,对其言听计从。二人关系诡秘,其亲密程度,无人可比。当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慈禧几乎每天都见奕勖与载漪,密商对策;相反,军机首辅荣禄受到了慈禧的冷落。庚子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间,慈禧居然召见奕勖达16次之多,且与载漪同日召对,共谋西逃之策。而作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则丝毫不知出逃之决定。本文还揭示慈禧与奕勖这种不寻常关系的由来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 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
  • 从晚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身份看,在某种意义上,《时务报》的创办可以视作正途与异途士人的一次成功合作。清末非正途出身的士人往往富于资财而声名不彰,正途士人则人脉深厚却时时短于资金,双方的代表黄遵宪与汪康年合作办报,各自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筹措资金、铺建发行网络,《时务报》乃顺利诞生,并且一开始即拥有相对于当时其他报刊极高的发行量。一段时间后,发行渠道通畅、印数很大的《时务报》不再为资金犯愁,保障报馆不被政治风波倾覆,以及继续扩大发行量成为首要任务。由此汪康年等的人脉关系便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单纯在资金上出力的黄遵宪对报馆事务的发言权也就日趋消减。
  • 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
  • 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 《胡适全集》第23卷若干中文书信系年辨误
  • 在胡适的各类著述中,书信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献。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胡适书信的信尾均署上了年、月、日,不存在系错年问题,但也有少量信件,所标书写时间或年、月、
  • 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
  • 学问无止境,学者要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基础上进步。拙文《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前后,有较大的反响,得到一些同行谬奖,也有朋友提供新的见解与资料。①这些意见与资料使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对拙文中的某些论点进行修正,或做进一步的阐发,从而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 近代中外条约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述略
  • 中外条约是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莫不与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种种关联,其中有关概念和理论,则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将所有条约视为不平等条约的先入之见,研究者对此未作认真的思考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条约领域越来越为学术界所趋重,专题性研究全面展开,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 《近代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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