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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飞向太空——中国航天事业掠影
  • 正在吊装的近程导弹星发射场年,基地建成运载火箭和卫 一九六六,,一九七。__—_九八O正五月 ’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飞向太空——中国航天事业掠影
  • 他们拍摄了中国首次核试验
  • 1964年初夏,一辆军用专列缓缓停靠新疆大河沿火车站——那些年,这个西部小站常有这样的情景出现。中国正在秘密研制原子弹、导弹和氢弹,许多参试人员和器材物资就是经由这里抵达西北核试验基地的。 八一电影制片厂代号“兵9号”摄影队一行数人也在这里下了车。他们的任务是拍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并为核专家的科研提供资料。30多年前,中国拍摄重大新闻事件主要还是靠电影。
  • 中直文化学校琐忆
  • 1948年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及时提出了培训干部的指示,中直党委为了贯彻中央的这一指示,于1948年3月开始筹建中直文化学校,以提高中直机关部分职工的文化水平。毛主席说进城是“赶考”,这学校就是为赶考备课的一个课堂吧。 我是该校的学员,学校自力更生艰苦办学,老师含辛茹苦,孜孜不倦的教学精神,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 跨越时空 纵横驰骋 我们与您同行——新年致读者
  • 亲爱的读者,当您收到本期杂志时,跨世纪的一年已来到我们身边。让本期《纵横》以新的面貌捎去我们对您的问候和祝福。 在过去的岁月里,依靠众多读者和作者的厚爱和支持,本刊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世界中,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影响力。我们和作者一起,在期刊文化
  • “大跃进”年代的一桩奇闻
  •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色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出现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所谓的“奇迹”,我亲身经历的一桩奇闻就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那时,我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大众》报当记者。一天,突然接到高泽人民公社的电话称:该公社三教堂养猪场,一头母猪放出高产卫星,一胎竟产下36头小猪崽。这一消息令人备感新鲜与振奋,报社领导随即派我前去采访。采访途中,我思绪万千,一方面感到大跃进年代果真能出新鲜事和奇迹;另一方面,心中不免出现疑团。以往只晓得一头母猪一胎最多产12—13头猪崽,怎么现在的母猪一胎竟能
  • 张恺帆的墨海生涯
  • 张恺帆(1908—1991)自1926年投身革命以来,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敌人的监狱里,在建国以后长期担任安徽省的领导岗位上,在反右倾和“文革”遭受迫害与不公正待遇中,依然保持着战士、公仆和文化人的特色。可以说: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浩浩正气。正如张劲夫在《怀念忠于人民利益的张恺帆同志》中所说:“我多少感到,恺帆同志书生气较重,甚至还有些名士派的风格。”“恺帆同志是个革命者的材料,不是一个做官者的材料,他也不计较官位,对乌纱无所谓。因此,从不讲做官之道,不会做官,他却是一个真诚的人民公仆。”(《解放日报》1992年5月15日)
  • 西安事变中的罗瑞卿
  •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商解决,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西安之行的两个多月里,罗瑞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灵活机动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协助周恩来等为胜利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
  • 任弼时在七大前后
  • 筹备中共“七大”的秘书长 1944年10月,任弼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由杨家岭迁入延安城西北15华里的枣园。作为筹备“七大”的秘书长、党的历史报告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他日夜忙于修改《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该稿是当年5月赶写的,曾分送中央委员讨论,并交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修改。任弼时在胡的修改稿上先后改了三次,他除了加标题外还增写
  • 与王琴生谈梅兰芳和京剧艺术
  • 王琴生先生曾和先父梅兰芳同台演出12年,对先父在表演、唱腔、化妆和服装等方面的特点或改革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对京剧改革、遗产的抢救、艺术教育等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我有机会和王老两次畅谈京剧艺术,现征得王先生同意,把1998年第二次谈话的部分内容整理出来,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 科学家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
  • 正当父亲去世一周年纪念前后,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严重事件。美国又发表了诬称中国科学家“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所谓报告。这前一起事件美国政府解释为“误炸”;后一事件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使我想起近半个世纪以前,我父亲因所谓“核机密”问题,在从美回国途中,被美方无理扣押、搜查,监禁在日本达47天之久,最后也是企图用“误会”二字来掩盖其罪恶行径的。
  • 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 前不久出版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书中披露了《中央专案小组第二办公室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表中还列出了十个专案组的序列,该书作者并说:“名单是很完整的,可我只记下我知道的和我关心的人”。(以上引文见该书188—199页)。时至今日,那场号称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已过去20多年,人们对“文革”中的“专案”一词也已感到不那么好“理解”。这恐怕是人们对有关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知道很少,见到比较全面、准确的材
  • 情系中华体育的霍英东霍震霆父子
  • 我是在“文革”后期听说香港企业家霍英东的名字的。熟悉霍先生的朋友告诉我,霍英东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身贫苦,现在已是香港巨富之一。他爱国,对祖国体育特别关心。他讲义气,对朋友一片忠诚。在国际上许多体育组织限制其会员与中国运动员比赛期间,霍先生身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不顾国际足球联合会的限制,亲自率队回内地比赛。港英当局视这位“亲共分子”若眼中钉,处处刁难压制,这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 西陲崛起宇航城(上)
  • 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戈壁沙漠深处,坐落着我国建设得最早、规模最大的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几代航天人正是在这里谱写了20世纪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和航天技术崛起与发展的新篇章。 勘察建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制造出原子弹才20天,便以飞机作运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广岛。这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眨眼间浓烟滚滚,尸骨遍野,成了一望无际的废墟。战后,世界各国从德国V—1、V—2导弹的参战情况,看到了导弹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纷纷开展了导弹技术研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利用德国V—1、V—2的研制经验,对导弹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展开了全面研究。在短短几年内,便相继研制出多种型号导弹,使这个本来就不安宁的世界,又被蒙上了一层可怕、恐怖的高新技术战争的阴影。
  • 中国首家毛纺织工厂——兰州织呢局之夭折
  • 1880年9月,兰州织呢局组建,中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由此正式起步。取之不尽的廉价羊毛,先进的纺织设备,随意调拨的国库资金,都仿佛预示着织呢局的美好前景,以致于左宗棠在筹办阶段就已经预计其成了。他认为:在西北羊毛产地的中心设立织呢厂,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然而,仅仅三年光景,兰州织呢局便归于失败,其兴亡过程令人深思。
  •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 1948年中期,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动了一场对《大公报》气势汹汹的围攻,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公开叫骂,并且罗织了种种“罪状”。要害之一,认为《大公报》发动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它说:“……第二查,查出1947年3月以后到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把国统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归咎于是受《大公报》“煽动”。当然这也言过其实。不过,抗战后《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作了许多如实报道,并且还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评论。
  • 中苏协商与抗美援朝决策的最终形成
  • 1950年10月19日,中朝边境界河鸭绿江笼罩在蒙蒙细雨之中。黄昏时分,一支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军队,开始秘密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艰难而辉煌的征战历程,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44年之后,1994年6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他赠送了216份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机密档案,随后俄罗斯有关部门陆续开放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公布了前苏联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与朝鲜、中国等方面协商的众多核心机密,由此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朝鲜战争历史的重新评价,朝鲜战争重新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
  • 忆奖掖后学的黎澍
  • 俯首甘为孺子牛 黎澍早在2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抗战爆发后,他办报纸,全力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在解放战争时期,又主编过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刊物《文萃》。在这些时期的工作中,他已注意培养青年。解放以后,他先后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担任领导工作,更深感学术文化事业要不断发展,兴旺发达,就必须大力扶持、培养年轻的新生力量。为此,他也如从事学术理论研究一样,费尽心力,不避险阻,不怕打击,甘受诬枉、委屈,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 被毛泽东誉为“青年革命家”的邹容
  • 少年立志做 谭嗣同的“后来者” 邹容,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四川巴县人。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字蔚丹,亦作威丹。邹容6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13岁参加童子考试,因主考官出生僻题为难考生,罢考离场。不久,他考入重庆经书书院学习,因“非尧舜,薄周礼”,蔑视旧学,被开除。此后,随日本人学习日语、英语,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文明的新书时报,接受新学,同情维新变法。1898年8月,
  • 聂荣臻在狂风乍起之时(上)
  •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古训来形容中国1966年春天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从1965年冬天到1966年5月,随着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即“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先后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诬陷迫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气压越来越不正常,渐至风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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