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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70年代中国
  • 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 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 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 “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
  • 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会在1992年分裂?本文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一般的说法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新独立国家的示范效应、宪法上的缺陷、经济和社会危机、政治精英的自利与缺乏经验以及两元联邦制的脆弱性等等。本文认为,天鹅绒革命前苏式“族群联邦制”的实践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模式不能发挥作用、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
  • 生产线上的革命——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
  •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业企业中的劳动竞赛,是提高生产效率最常见的手段之一,透过它可以考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运作与产能效益。事实上,改革前中国的计划经济自有它的激励机制和效率考量,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正是当局在意识到企业(单位)外部与市场隔离、内部缺乏自主经营权和增效动力的体制缺陷时采用的一种直接针对劳动者的激励增效办法,但是,国家未能有效减少来自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体制内博弈行为所带来的损耗,以至于将旧体制下的中国经济送入了高增长、低效益的漩涡之中。
  •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 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强调不同生产政体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产政体本身的规制作用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重塑了其对不同生产政体的体验,并在与各种生产政体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抗争模式:同事一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每一种抗争模式都构成对世界工厂独特的挑战。
  • 指尖上的世界——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 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
  • 规范知识与再造知识——以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为例
  • 政府主导的“抢救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项目无疑为民族医药的发展开辟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但是在发掘整理过程中,往往有一些民族医疗实践因为不易普及、难以言说而无法为规范化知识体系接纳。如何理解打造民族医药过程中的知识生产?知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讨论发掘整理所生产的规范性知识,与落在规范化之外的医疗实践,以及这两条线索之间相互交错互为生产(再生知识)的关系。既不否认规范性对知识生产的积极作用;也关注落在规范性知识之外,或由其派生的新的“野”知识,为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一些可以参考的思路。
  • “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
  • 《昆厂劳工》是魁阁时期费孝通指导史国衡完成的一部工厂民族志。本文试图以费孝通对《昆厂劳工》的讨论为入手点,考察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劳工问题在其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中的位置。本文认为,“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构成了费孝通理解劳工问题的核心线索: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劳工问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机器时代”的工厂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
  • 集体经济村庄之一 崖口
  • 初初走进崖口,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那些张贴在祠堂里的工分表,而万里碧空下村民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集体出工的场面,对于许多慕名而来者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的确,无论是为了怀旧,或是猎奇,在这个被媒体称作“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的村子里,人们仍然可以找到许多遗留自那个火热沸腾却又饱受争议的时代记忆:祠堂外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百年老屋门楣上“彻底革命”的标语,排工的竹板,还有村民言谈中的大队、生产队、社员。
  • 崖口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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