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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 中国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变。在经济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创制;在社会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重组;在文化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篇论文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些巨变中的一个巨变,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
  • 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中对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的分析,更进一步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分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极权主义模型的解释框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诠释上。
  •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 本文回顾以帕托契克和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现象学”。帕托契克是捷克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学和哲学家,影响过一代具有公共意识的思想者。哈维尔是“捷克现象学”在公共政治领域中最杰出的长期实践者。哈维尔和帕托契克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和责任的结合。坚持在真实中生活,“我”的个人良知和“我们”的公共政治相互有了联系。这也使得“捷克现象学”成为一种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沉重的政治气息中形成的特定的政治和哲学跨越。
  • 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经常被夸大,通常是短暂的
  • 某一文化特性的可预见的后果,可能会因抑制诚实言论的政治言辞和社会压力而变得暗淡。那些文化激进人士的活动很可能代表了社会精英阶层,因而很可能扭曲了公众的意愿。现实要比本文中的案例复杂得多,在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之间存在着二分法。首先,当今的全球化浪潮肯定会促进物质进步;其次,尽管文化激进人士抗议不止,但对地方文化的破坏不一定是坏事。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同化的抗拒也可能是保守的或不合乎人意的。
  • 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
  • 近20年来的农村政治研究是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同时又是一场产生了重要政治与社会影响的“公共学术运动”,作为一个具有双重特征的学术“事件与过程”,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终止”于最近几年,而在实际上成为历史。本文将这一“事件与过程”安放回形塑其生长、发展的历史平台,以此来厘清研究的因由,勾勒其所呈现的学术与非学术轨迹,总结其影响和得失。
  • 《天涯》2007年第2期目录
  • 启事
  • 岭南故居系列之三白云楼
  • 许广平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1927年初秋的傍晚。她远远就看见了自家的窗口。她常常倚在那里看不远处珠江上的帆影,内心安静而甜蜜。因为,经过不为人知的挣扎和曲折的爱情,终于在白云楼上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
  • 岭南故居系列之四陈公馆
  • 三十年代的广州梅花村里遍植梅花。冬天的时候,风把梅花吹落在深巷里,空气里全是冷香。在那些梅树掩映的别墅里,住着广东的许多军政要员。有时候,会看见“南天王”陈济棠和他最宠爱的太太莫秀英从车上走下来。
  • 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 本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单位为背景,通过对劳动模范作为道德权威的建构过程和作为道德典范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其周围环境的示范作用进行策略层面的分析,试图对以劳动模范制度为代表的典型式道德教育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本文着重分析了劳动模范在道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所处的尴尬地位,特别是当政治权力渗入基层单位后劳动模范制度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紧张状况下的运作现实。
  • 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
  • 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独特的族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回归后土生葡人族群内部的消极失落、积极进取以及旁观时势的三种心态进行了分析,进而描述了土生葡人在澳门的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别指出土生葡人的社团将会在今后的政治参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澳门土生葡人回归前后的困境与调适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文化认同倾向上迷惘与重新选择的过程。对于这种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之中的混血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认为他们的认同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影响他们这种改变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强势和文化强势的博弈。最后,对于土生葡人今后的发展方向从族群的边界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 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
  • 可以看到,当联省问题变成民治问题时,人,还是制度:这个问题就摆上桌面。吴佩孚以人为理由来延缓制度。鲁迅以人为先而后制度,张慰慈至少也小看了制度的作用;那么,胡适呢,他的选择是制度优先,由制度而后人。这是胡适民治思想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民治与独裁”的思想论战。也一直延续到我们能否民治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并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
  • 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前言
  • 当革命政治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可以不过政治生活了,而是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寻求新的、代替革命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正式形成之前,整个促进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后革命政治运行的过程。于是。问题就此再次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后革命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政治生活?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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