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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专题一:反思“民族-国家”——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
  • 在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双重压力下,欧洲社会模式呈现了不同的应对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仅实现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共同发展,而且还有效应对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保守或者合作主义类型的社会模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境。《里斯本议程》展现了欧盟社会发展的蓝图,但在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欧盟,实现的前景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结合欧洲运作良好的国家的经验,本文提出了欧盟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
  • 民族主义的三种导向——从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
  • 本文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凸显民族主义的理念导向问题,并分析了三种不同理念导向下民族主义的不同走向: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也可能具有扩张本国势力的侵略性。民族建构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以沦为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还可以滑向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协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以及民主主义(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权)携手,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理念引导。
  • 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思考
  • 本文从辩证的视角出发,从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三个维度考察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但多元政治的发展又形成了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监控能力,政治监控反过来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民族国家建立在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的安全以发展最先进的军事暴力为前提,但军事暴力反过来又成为危及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存的最危险力量;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方面,民族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又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持久力量。
  • 专题二:知识东亚与现实东亚(之二)——殖民地认识的“灰色地带”——日帝统治下的“公共性”和“规训式权力”
  • 本文意在通过再讨论、再反省指出,既往韩国史对日本殖民时期韩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框架是以大有问题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为基础的。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只由此两种方式构成的,因此对日帝时期韩国社会状况进行重新认识便变得不可或缺。为突破现有的二元认识框架,本文提出了覆盖宽广的“灰色地带”等问题,认为,跟“剥削”和“反抗”这一套概念比起来,在对殖民支配既承认又反抗的矛昏性中共存的“协助”这个认识模式,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历史;
  • 韩国的理念形态的纷争结构及其历史
  • 本文通过扼要检讨韩国现代史,认为大韩民国的历史可以从理念史的角度归纳为:民族主义的稀释、民主主义的停滞以及歪曲资本主义的历史。而韩国所有理念形态的争议归根结底都由对稀释、停滞和歪曲的批判以及为它们进行的辩护所派生出来。在这一意义上,现今的诸种理念争议其实既是围绕着韩国现代史解释的争议,同时又是围绕韩国政体正统性的争议。除非有理念能够彻底诠释韩国的正统性,否则这些争议不会终止。而在此历史时刻到来之前,韩国史将难逃马基雅维里有关权力和正统性的分析,即公认正统性的缺乏,使得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在政治中占据过重分量。
  • 在韩国现代性语境中的“宗教”的位置
  • 本文有感于在韩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宗教(包括宗教学)却对自身丧失了历史反思能力而作。欲通过基督教在韩国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在韩国通常被误解为既普遍又超时代的“宗教”概念,其实不过是现代性知识体系和制度所形成的产物。所以要真正了解近现代韩国宗教的本质,首先需要对“韩国”(国民国家)、“宗教”(现代性知识及现代性社会制度)、“近代”(现代性)这三项概念都作一个历史性评估。而要反思现成宗教的概念和制度性基础,又必须回溯到所谓“开港期”的十九世纪末朝鲜社会。
  •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
  • 抗日战争时期,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领导反战运动,中共具体认识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日本人民”,这是“中日人民友好”思想的历史原点。野坂参三还为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所培养的专业干部也成为新中国对日工作和日本研究的骨干。因此,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和中曰友好事业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国际主义“人民历史”的延续。但战后美国单独占领和保守政治统治下的日本存在的是“日本国民”而不是“日本人民”,基于意识形态性的“人民”日本观的对日外交政策难免受到挫折。
  • 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 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 “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
  • 本文认为当代中国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的基础并非利益或理性,而是伦理。这种伦理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概念:“气”。本文着重从农民与基层政府的互动角度分析了“气”在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指出基层政府对行动精英惯有的强力打压引发了反弹,使农民的抗争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本文认为应该把“承认的政治学”提高到与“团结的政治学”并重的高度,并对如何纾解集体行动中的“气”、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 “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
  • “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它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自杀等诸种“释放”方式。基于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需要,熟人社会中存在着“忍让”意识形态、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对“气”的有力平衡机制。李圩村的经验材料表明,这些平衡机制日益失效,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释放”“气”,村庄中乖戾之气横行。这必须放到当前中国现代性和伦理变迁的背景下去理解。
  • “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北伐时期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
  • 未能忘情自由却又在自由的迷途中,这就是当时的胡适了。当然胡适也并非一味的简单,至少他还有一点怀疑精神,同时也在打量: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以及这个四一二,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个问题,要在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如果切入点是自由主义,只需问一句:北伐后的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还可能再发生1917年那种诸子式的新文化运动吗?历史可以以前进的方式延伸自己,也可以以倒退的方式延伸自己。更深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走完它的历程?如果这是作为进步论者的胡适在当时无从回答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难回答了。
  •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来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 岭南故居系列之十一——黄氏石屋
  • 黄氏石屋藏在广州旧西关的街巷里。整幢建筑全用麻石砌成,门前有雕花的花岗石圆柱,屋内的落地满洲窗上是精雅的玻璃饰画,一派中西合璧的泱然大气,迥异于传统的西关大屋。
  • 岭南故居系列之十二——十香园
  • 十香园是一座种了十种香花的园子,住着两个画家。这十种香花是瑞香、素馨、鹰爪、茉莉、夜合、珠兰、白兰、含笑、夜来香和鱼子兰。这两个画家是岭南画派的开山祖师居廉、居巢。遥想当年,“二居”在十香园内调粉弄色。岭南田园景象、草木春秋尽入画中,那必是一段玉润风清的好时光。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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