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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
  • 东亚工业化经济中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无论是与基于西方早期工业化经验的无产阶级化理论相比较,还是与拉丁美洲或非洲半边陲式发展的模式相比较,都是极其不同的。与半无产阶级化命题的预测相反,伴随韩国的依附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一个比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欧洲更为快速、突然和密集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在这一被压缩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数量的激增,以及女性在白领工作的就业比例的快速增长。韩国工人之所以没有对无产阶级化表现出强烈的集体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劳工运动的镇压性的控制,以及韩国缺少强有力的手工业文化传统。不过,急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还是促进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与资本的自主性活动相比,国家所扮演的发展角色对韩国产业转型的特殊模式及工人对该模式的反应的影响,要更为深刻。
  • 制度内外的工人阶级政治:基于文献的阅读与述评
  • 中国工人阶级政治长期以来颇受海内外学者重视,特别是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文献颇丰,但在国内学术界尚未得到很好的介绍。本文在阅读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工人阶级政治类型、制度外的工人阶级抗争政治、制度内的工人阶级参政议政为主题,简要陈述文献的基本观点并就其内在逻辑关联做出简单的评价。
  •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 本文拟通过“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行为的分析,考察大规模学生群体行为发起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以及学生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关系变化,探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基本模式形成的影响,并说明群众运动中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
  • 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
  • 本文以1942年的左润王银锁离婚案为主要线索,考察了陕甘宁地区特定时期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作者试图确立女性主体的视角,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的20世纪40年代边区政府调整婚姻政策是与男性农民父权制势力妥协的结果并导致妇女解放倒退的观点,同时指出边区早期激进的婚姻政策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观和都市的“五四”新文化女性观为基础,与地方社会实践及风俗格格不入,这不仅造成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经济上的不公,实质上也不利于真正的妇女解放。本文通过考察当地妇女的法律活动,认为妇女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的活动导致了国家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通过考察当地妇女在法律实践中的活动,让我们能够对20世纪女性广泛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性质与方式有所反思。
  • 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
  • 本文通过对家庭、社区两个层面,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的研究,分析了流动是如何对农村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发生作用的,它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分析认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作用集中在与经济和发展相关的那些方面,如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反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社区凝聚力的减弱,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等。同时,对于不同的地区、同一社区内的家庭、家庭中不同的成员,这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家庭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消极的。从时间上看,流动在早期对于冲破城乡壁垒和消除原体制下的身份不平等是有作用的,但是在持续的流动中,不平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相对于非贫困户和年轻人,贫困户、老年人更边缘化了。
  • 制度主义分析的缺陷及其超越——关于中国村民自治建设和研究的反思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政治建设基本上建基于制度主义的后设理论。它强调制度建设、行政推动和制度归因。制度主义理论家族包括两大类成员:一类是结构制度主义;另一类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结构制度主义假设了传统一现代的二元对分,套用现代理想类型,来分析乡村发展诸问题,却难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具体的路径和方式。理性制度主义虽然指出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自身却难逃制度理性和行政代理人利益理性的悖论。实践取向的能力建设方向,建基于当地村民的地方性知识和实践智慧基础上,围绕着实践中的问题,在外部专业人员协助下,通过行动反思,来融合传统资源和现代制度,寻找乡村发展和民主自治的出路,或许这才是跳出制度主义困境的希望所在。
  • “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叙述
  • 最近几年,在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关于“新中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叙述策略。前者通过把20世纪50~70年代叙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使得革命历史不被作为异质性的存在,而缝合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后者则把90年代中期的下岗事件书写为一种个人的创伤体验,通过成功地治愈伤口而完成对当下社会的认同。这样两种策略不仅使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获得修复,而且对于90年代中期出现的“改革共识”的破裂也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也就是说,一种日渐显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得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和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被顺畅地组接在一起,而且使得改革开放内部的裂痕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修复。因此,缝合断裂和治愈伤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 1948年槟城的“分离运动”与“逃遁的”华侨民族主义
  • 本文从社群主义的视角,通过分析1948年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分离运动”,展现华侨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生转变的历史实践过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对多元族群国家的解构和重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槟城华人的社群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48年的分离事件说明,民族/国家以“公民权资格”作为工具来调整社群关系,如果携裹本土民族主义的意志,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群边界的强化。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群常常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释放出地方性社群主义的认同意识,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无疑会削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分离。
  • 乡村政治研究评述:回顾与前瞻
  • 基层政权变革应该着眼于地方着眼于地方秩序的维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架构下建构现代地方秩序。这是当前基层政权重构的一个基本框架,核心问题则是乡村体制改革的设计与走向。
  •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
  • 由于“秦制”以后社会的法理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始终在于建立一种维护和效命统治权力,以此为终极价值的“权力社会体系”,这套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停滞根本原因的权力文化,不仅在制度方向上显然与公民文化完全相反,更为关键的是它长久而异常强势的侵蚀力极大地改变了无数社会细胞的原有性质和自我功能,于是使后来的公民社会建设很难具有起码的依托。
  • 身体、视觉与国族想像:“压缩现代性”的日常微观呈现
  • 马杰伟通过对身体、视觉与国族想像的考察,提炼出“压缩现代性”这一略显暧昧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珠三角结合了前现代农业精神、工业生产模式、大都会消费模式和后现代的混杂展示。这种“压缩现代性”,意指城乡综合的轨迹和灵敏性是如此地被压缩了,由此在南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
  • 水口——南亩古道
  • 南雄位于粤北的群山之中,浈江穿境而过,形成一狭长盆地,日“南雄盆地”。这里既有纵贯南北的古代交通主干如著名的梅关道,也有勾连东西的支径如乌迳道。与此相较,水口一南亩古道却几为今人遗忘。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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