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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
  • 在历史大背景和古巴政府发起的现代改革的前提下,古巴意识到替代传统农业模式的必要。20世纪90年代,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ACAO)在推动古巴有机农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众多研究中心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农民积累的大量经验也为有机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古巴在有机肥料、土壤保持、作物与畜禽管理等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它推行的全国都市农业计划、小型水稻生产普及等成功经验,使古巴的有机农业转变堪称典范。如今的古巴已完成替代依赖于投入的农业模式的目标,在未来要面临的挑战是要建立更加复杂的生态农业体系。
  • 古巴199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与新农民化
  • 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推动了古巴的社会变革,古巴进入了社会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面与传统的结构调整相似,而其他方面则与之有所不同。农业方面,国营农场被改造成为各种合作社,进一步细分了合作社的生产力,解放了农产品市场,以及把土地分割给小佃农。通过采访决策者和合作社的领导,并对古巴西部和东部进行调查,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古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出现了“新农民化”现象;二是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即使没有扩大,也依旧存在。然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地区,小农户的收入还是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一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是高出许多。总的来说,古巴的经济危机迫使古巴的农业政策朝着巩固小农户地位的方向调整。
  • 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的启示
  • 本文描述了古巴、朝鲜和美国的农业模式及相应模式下各自迥异的境况,探讨资源限制对农业发展的长期约束,并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讨论,指出危机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及相关产业比绿色革命农业模式能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 士绅们的西湖放生梦——1927~1933年关于西湖放生池的争端
  • 闻名天下的杭州西湖,在民国时期曾一度被作为放生池。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江浙地区高僧和士绅们结成的信仰群体的努力有密切关系。该群体在民初对于戒杀护生理念的提倡,使其逐步得到官方认同,这种认同使西湖1922年被浙江省政府定为放生池。在其后日益激烈的局势变动中,高僧和士绅群体多次化解改变西湖放生池地位的企图;甚至在北伐后,面对当时杭州市政府对西湖的强力改造,该群体亦能保持部分西湖的放生功用。高僧和名流士绅结合所带来的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是该群体维护行为生效的关键所在。
  • 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
  • 关于中国改革机制有众多的解释,新近提出的试验说被视为切中改革实践的一种理论。本文从内容到方法论层面对试验说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替代性解释:试验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改革过程中,除了维护政治权力秩序(地方服从于中央)的意识非常清晰之外,对怎么改革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实践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至于采用哪种形式完全取决于中央的需要及对中央的功效如何,在根源上则受制于整个权力体系结构所受的约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有利于中央化解危机但又不失对秩序的控制权,但客观上却使得试验难以充分发挥和推广,最终趋于同质化。
  • 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
  • 本文对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的构成方式、相互关系和变动特征进行了探讨。根据本项研究,近代之前传统时期具有抚幼养老功能的个体家庭受到官方和民间重视和推崇;父母在世时兄弟分家被抑制,网络家庭成长空间被挤压;亲属圈家庭是个体家庭获取社会资源的基础和主要的求助对象。近代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个体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被分解;多子家庭亲子分爨形成网络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养老责任由子代单元家庭分担,“家内”养老被“家际”养老所取代;亲属圈家庭对个体家庭的维系作用降低。当代社会,现代法律制度为双系网络家庭的产生创造了制度环境,人口控制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大幅度增加是其产生的生物基础,城市化则成为双系网络家庭发展的推动力量;亲属圈由于已婚女儿与娘家构成网络家庭而削弱,并在部分两代及以上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中趋于消失。
  • 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互动——以河南省路村“院”、“庙”为例
  • 本文以河南省路村为个案,以路村文化大院和关帝庙建设为切入点,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代表国家力量及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民间传统在一个具体农村场域中的不同表述、不同实践及其相互交织的过程。在政府话语中,文化大院代表着先进、理性、科学,“庙”意味着愚昧、落后、迷信,文章指出,表面上是二元对立的“院”和“庙”,在路村村民的实际生活中却并没有截然分开对立,而是呈现出混合交织的形态。文章对在当下社会中如何重新认识现代性与发展话语,如何重拾民间传统的价值进行了反思。
  •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
  • 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贫民窟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地球上蔓延。如何反思中国正在极力推行的城市化过程?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其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不像西方是对立的,相反,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互相哺育的过程。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开启,中国的城乡开始分裂,并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今天,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可能性。
  • 另类法律文化研究中的爱悦与规训——读《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
  • 《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一书开拓了或者说“显化”了一种新的法学作品的写作模式,运用文化研究的进路,检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身份的法律建构,动摇了异性恋正统制的霸权地位。作者对同性婚姻的论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批判性“文化研究”进路在法学领域里的限度。
  • 中国式自杀:悖谬与出路——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 本文是对吴飞先生近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梳理。中国的自杀现象呈现出与西方自杀极为不同的特点,根据西方理论衍出的各种解释和干预由此失去效力。该书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基于田野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框架,揭示出自杀现象背后深层的中国文化逻辑,以及西方观念对传统逻辑的冲击力量。在这一解读之下,中国自杀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孤立的课题,而须进一步探求现代中国文化中家庭新伦理的积极建成。
  • 弱势强音——冯艳的《秉爱》
  • 纪录片作为一种纪录物质、社会生活的视听媒介,有着关注弱势群体的传统。当然,剧情片中也不乏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描述,然而弱势人群的形象毕竟是通过演员来演绎的,而且他们的所说所为也受编剧的限制。在纪录片中,弱势群体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声音出现,向镜头展示生活、说明观点、悉数经历,也有可能和纪录者对话,甚至对质。所以,当纪录片制作者们将镜头指向弱势群体时,他们获得的影像更有传递弱势声音的能力。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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