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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非正规经济(上)
  • 第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非正规经济”。
  • 开启社会人文学的地平——从其出发点“公共性的历史学”谈起
  • “社会人文学”并不只单纯意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结合,笔者主要希望通过“恢复人文学的社会性”来重新找回人文学的本貌即“统合的人文学”。社会人文学强调与社会的沟通及社会的实践性,以社会议题为学术议题,研究成果亦接受公共的批判、讨论及反馈,在此“公共性”已成为核心研究对象。然此尝试想在现实落地生根,则必须串连人文学在分科学问内部的革新与外部对新人文学的追求才行,而本文拟论及的“公共性的历史学”正是内部革新作业之一例。笔者认为“公共性的历史学”正可作为朝向社会入文学之路的出发点。
  • “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
  • “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
  • 本文旨在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形式的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即“国家运动”来研究,并力图以政体为中心为国家运动的形成和变异提供一个整体性解释。本文认为,继承革命遗产,并适应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需要,新中国诞生的是革命教化政体。基于该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于是形成国家运动。尽管国家能够根据社会改造需要而不时变换国家运动的基本取向、变革目标或动员范围,但由于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和异化等因素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运动都不可能永续发展,而只能与常规社会治理方式交替发生。随着国家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国家运动在总体趋势上会越来越温和,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直至消亡。
  •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 地方上贫困居民反对政府将贫困问题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但对政府做法的抵制却又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个中原因。文章以哈尔滨附近某一工人村为例,通过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工作人员与当地贫困居民之间的日常交流,揭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作方式。低保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使得贫困问题变成了既可量化又可灵活界定的概念。下岗工人声言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抵制政府这样的做法。本文发现,工人的这种抵制行为,造成了政府的基层干部在实施低保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劳动能力”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标准,而非政府明文规定的“收入”水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方制定的新的低保标准使得本应成为低保主要对象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大多数不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被排除在了低保之外。
  •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 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
  • 本文对西方的赋权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语境下新媒体赋权研究提出了思考。作者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社群为个案,详尽分析了该群体如何自发地利用QQ群、专业网站,一步一步建立起全国性的救治体系,如何以新兴的网络“自组织”为依托实现赋权,并详细展现了这一新媒体赋权案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复杂而曲折的赋权结果,对中国特有国情下制度、技术和人三个因素的互动、磨合进行了详细的解剖。
  • “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序
  • 在全球化时代,呼唤“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乃是一个“问题束”,它所隐含的至少有这样三个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问题:第一,既作为观察者又作为参与者的中国社会科学或中国法学论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面对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全球化”?第二,为什么说建构当下中国法学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条件是我们对中国现实以及中国置身于其问的世界结构的“问题化”理论处理?第三,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为什么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缺失对中国的实质性关注以及对中国“理想图景”的根本关注?在基本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后,作者强调:第一,以“世界结构”为观照,包括法律秩序在内的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第二,我们不仅不能将当下西方化的世界秩序模式作为“历史的终结”,更应当利用中西文化资源,其是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为世界秩序的重构做出我们的贡献。
  •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评述
  • 以阶级分析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最近三十年来,阶级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边缘化的过程。人们往往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从而使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污名化。潘毅等人的新作《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一书把阶级分析方法带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展示了当前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和日常生活,展现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处理转型中国劳工问题时的分析深度和解释力度。
  • 梁鼎芬
  • 古人手札,处处可见人情物意之美。比如,王羲之的《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又如,胡介的《与康小范》:“笋茶奉敬。素交淡泊。所能与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草木之味、四时佳兴与浅语温言搅拌在一起,用纸墨包裹着,在某个早上送进书房来。良友,新茶,还有窗外的好天色,这样的时光过得越慢越好。
  • 现相1209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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