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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谈月色
  • 谈月色这样的女子,出现在民国广州波澜壮阔的长卷中,只是远景中的一点微光。可就是这点微光,也还是让人怀想的。
  • 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
  • 1941年10月12日夜,在八路军控制下的山西省黎城县北社村枪声突起,打破了秋夜的宁静,一起名为“离卦道暴乱”的事件发生了。离卦道是一个承载不同利益要求的宗教性集合体,它将道徒的要求统一在平等无差的神佛——老爷信仰之上。本文对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村民承受日军掠杀带来的灾难的同时,村干部在抗日游击战名义下滥用权力、实行摊派,使革命带给大多数村民的好处付之流水,本来受到革命排斥的宗教结社由此而获得了发展空间。离卦道的发展又导致了它与村中的革命政权之间的不断摩擦。但是,所谓“离卦道暴乱”,其实是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的一个虚构事件。
  • 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 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洗礼下的产物,亦是大众经知识分子宣传启蒙后思想觉悟的结果。但笔者认为,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北京学生风潮之发生,与三种力量的互相配合紧密相关: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在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这三种力量在南北和会前后的结合,是当时政治权力矛盾无法调和的一种后果。反安福势力通过报纸媒体广布消息刺激民气,一面操控社团发动群众,将风潮逐步扩大,更获得其他政治势力如直系军人的奥援,最终导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去职。然而,此次事件并未撼动安福系之基础,参与各方未必就能完全得利,尤其研究系政客深受打击,国民党内部派系更趋分裂,为未来中国之政局变化埋下伏笔。
  • 国际革命背景下的基层动员:以中东路事件前后的满洲省委为例
  • 1929年7月,中东路事起。在奉张当局与苏联关系日趋紧张乃至兵戎相见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曾计划乘此时机动员基层员工,继而扩大中共在当地的活动声势与组织规模。较之关内,背靠苏联的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理应拥有更多的动员优势。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满洲省委非但未能获得共产国际或联共的及时援助,反而受其所累,甚至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造成此状况的缘由除了中共满洲省委与苏联方面存在缺乏沟通渠道、信息传递迟缓等细节因素外,更隐含有国际革命与地方利益认知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
  • 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
  •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的又一场重大变革。这场改变了农村基本制度的运动主要起因于一种刚性的意识形态的设计和引领,其对于人为的政策选择,构成了一种规范力极强的,几近结构化了的理论和行为引导范本,始终影响和支配着整个运动的发展,并且也成为化解运动中各种政策歧见的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结构化的选择视角,重新强调了近年来在研究合作化运动中被逐渐忽略了的价值偏好对于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而更加清晰地将历史主体对于社会历史悲喜剧的演绎,反思性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 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
  • 本文详细阐释了“带动”一词的起源、发展和可能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组织实现更好“带动”功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是,企业对于农户的“带动”最终是无法完满的,因为汪洋大海般的承包制小农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他们既不能被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专业合作社带动。本文指出,解决“带动”问题的未来方案应该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模式,而是发展出多种组织形式共生共荣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 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
  • 哲学的精神转向是儒家心性之学对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从具体问题以及哲学研究的例子出发,讨论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以及智慧的独特之处,能够看到精神性的重要性,这既是儒家一直以来的核心观念,也是对近几百年来很有力量的凡俗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批判反思。其次,回顾这半个多世纪哲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能够发现精神转向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正在进行启蒙反思的西方知识界尤其如此。最后,落实到儒家心性之学上来,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与当代哲学的精神转向非常契合。因此,儒学对于21世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作为对话的中介来面对全球化,可以促进对自然环境的关怀等等。
  • 城乡之间的达恰:俄罗斯人独特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 本文关注俄罗斯城市居民位于乡间的独特的生活和生产空间——达恰,它具有休闲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功能。在俄罗斯,人们在面对城市里紧张快速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等问题的时候,开始重新认识并重拾农耕和乡村生活的价值。俄罗斯(苏联)政府的相关土地和住房政策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可以进行休闲式农耕的空间,达恰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地和城市家庭生计的补充。城市居民定期地或者不定期地到乡村“成为农民”,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享受亲近自然的静谧的乡村生活,这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调节。如今,“到达恰去”已经成为俄罗斯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恰生活也起到了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城乡之间的达恰为我们呈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异途。
  • 正义的康德式诠释——评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 周保松不仅阐述了这样的命题: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完全蕴含在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理念中,而且还将客观善的目的论契合到康德式的自主伦理学中。这样,周保松一方面通过强调早期罗尔斯自由主义中的康德伦理学路径来维系了“公平式的正义”的道德吸引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契合论路径来抗辩了施特劳斯以及甘阳等对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指控。惟就后一点而言,这一契合论抗辩似乎尚未弥合古典的自然正当或目的论和现代的自主伦理之间的巨大分歧。此外,忽略了契约论工具和理性选择等因素则可能削弱了差异原则在证成上的技术可信度。
  • 必要的契约方法与错置的理论战场——就罗尔斯理论的两个问题与江绪林、周保松商榷
  • 江绪林对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的评论,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契约论的方法对于罗尔斯的理论是否必不可少,二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是否预设了韦伯和伯林式的多元主义,而周保松对罗尔斯的古典目的论解释是否强化了多元主义与古典目的论之间的张力,从而反过来证明了施特劳斯和甘阳对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指控言之成理。本文从塑造一个整体性的道德观点这一角度论证了契约论方法对于罗尔斯理论的必要性,并否证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与韦伯和伯林式的多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认为正当与善之间的契合乃是在契约论的框架中才得以完成的,因此并不意味着古典目的论的回归。罗尔斯的理论表明,自由主义尚有能力提供超越古今之争的新选项。
  • 旧墨记之四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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