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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关紫兰
  • 关紫兰是民国世界里的美人。大乱来临之前,在上海的旧公馆里,还氤氲着金粉深埋的幽静和靡丽。她的父亲是来自广东南海的富商,她从来都生活得精致华贵,穿上好的衣料,用最时新的化妆品,有专门的裁缝和发型师为她服务。她的美,建立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美得从容娴雅,一点不带挣扎和奋斗的痕迹。她看起来香艳,蓬勃,还有一点无所事事的慵懒。
  • 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与儒家的现代转型
  • 本文认为,儒家的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塑内圣外王之道,这意味着要重新安排儒家与学、政、教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传统儒家的三大构成部分均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士大夫儒学将分解为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学以与现代学术体制相适应;制度儒学将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思想以实现儒家所梦寐以求的民本理想;教化儒学将代之以建制化儒教以承担传播儒教道统和安身立命之功效。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也意味着儒家体用关系的重新组合,建制化儒教将成为儒家的内圣之体,其功能在于安顿国人的终极关怀;现代民主制度将作为外王之体,解决儒家探索了二千多年的政道与治道问题。通过体用关系的重构将儒家道统与现代民主制度有机融合在一起,也使得古老的儒家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新生。
  • 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
  • 在儒家丰富多元的政治传统中,宪政儒学基于善治理想的追求,表现为对政治法度之根本构造的关切和知行,围绕政治权力的安顿、规约和限制生发出宪制论述与实践证成两个方面。它与主要由法家型塑的专制性力量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华夏政治文明的优劣与镇踬。本文概要介绍了近世宪政儒学的三重潮流,初步阐述了其中的重要议题,揭示出宪政主义传统的古典和潜在形态。这种努力试图为宪政主义的共业接引故国文明的地气,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宪制秩序的维度上理解善治与自由。
  •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的当代新外王之进路。为此,本文依据历史论证了儒家之为中华性之本,进而对华夏治理之道的历史实现形态略作探讨,揭示了封建制和董仲舒等汉儒推动实现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宪政主义性质,以及儒家的民生主义取向和其制度原理,并据此指出,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
  • 敢问“天籁”:关于章太炎和刘师培哲学的比较研究
  • 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天籁”一词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展开哲学话语提供了想象和思考的基础。章太炎和刘师培作为晚清汉学大师,尤其在“小学”方面的造诣极高,持论也有相似之处。本文试图沿着他们“小学”研究的路径诠释其与《庄子·齐物论》有关的哲学思想,指出貌似相像的二人思想中存在的重要区别,从而阐明他们各自的学术进路所显示的两种哲学路途及其可能性。
  • 分权下集权是否有效:一个公务员工资执行的视角
  • 分权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分权可以拉近政府与民众间的距离,并提高管治质量,因此它被许多国家的决策者所采用。近年来,分权的负面效应也逐步凸显,分权带来财政预算软约束这一负面影响可能危及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在分权的前提下进行局部集权显得很有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财政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地方预算内支出最大项的公务员工资支出成为分权下集权改革的切入点。中央政府多次提薪不仅没有实现原有的意图,反而伴生了地方政府拖欠公务员工资问题。官僚队伍扩张和资金使用不当是工资拖欠的主要原因。分权需要考虑现有制度的约束,同时政府需要完善向下问责机制和民众参与。
  •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 社会信用:人性假设与制度安排
  • 信用是社会存在的根基,它源于人类自身不能单独抵御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信用通常以社会交换的形式加以体现,交换则建立于信息获取之上,而支撑信息真假的则是道德和伦理,后者成为社会的底线。社会底线通常由人性的假设把守着,不同的人性假设引导着不同制度设计的方向。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人性假设是救赎式的,中国社会的人性假设是在人心内部寻求善或恶。相应地,西方制度设计有宗教式的考验意味,而中国制度设计既唱高调,又实际提防,最终把其控制落实到了惩恶优待的机制上。所有这些均可以通过日常所见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来。总之,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假设问题是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根源。
  • 批判、自主与多元——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 社会工作教育,既要适合当下的社会需求,也要预估未来。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积极借鉴香港地区经验的同时,台湾作为一个值得参考的范例却被忽略了。本文从生态模式的五个层面考察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社会工作教育中的种种推力,并结合笔者在台湾的交换学习经历,对两岸的社会工作教育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历程能对急剧扩张中的大陆社会工作教育有所启示和借鉴。本文认为,台湾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批判、自主和多元等特质开启了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另类的可能性。
  • 中国世俗主义的历史起源及特点
  • 本文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国家精英的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横向切割关系,与亚伯拉罕传统下的横向联结的关系之间的不同。在中国,天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和原则,但这种力量、道德权威和理想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与其在亚伯拉罕传统下引发的效果不尽相同。中华帝国晚期(20世纪初)的民间救度团体一端连接着有关超越性的轴心时代传统,另一端则是致力于“人类繁荣”的民间宗教活动,在宇宙观和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权国家试图垄断天的超越性力量,同时把精英和大众的宗教信仰控制在人类繁荣的非超越性领域之内。这种做法成功地招安了精英阶层,但获取和实现超越性的其他途径则被迫转入地下。结果是中国宗教、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断裂线就表现为国家一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也由此对源自西方的“世俗主义”做出了修订。从现代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没有被信仰团体主宰过实属幸运,但这种垂直分割也一直是一个不安的因素。
  • “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兰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其利益相关者
  • 中国建筑工劳动条件较为恶劣,待遇低下,并长期讨薪这一社会事实,近年来引起不少社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这一状况与中国建筑工普遍采取包工制,甚至层层转包的现象具有逻辑关联——包工制是造成劳资关系被掩盖,建筑工人待遇恶劣并被欠薪的原因,由此将包工制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成为一种成见。而笔者在分析中国建筑行业现状中认为,在解释当代建筑工为什么普遍接受包工制,而且延期付酬这种方式时,经济学传统中对于企业边界和不完全契约的讨论具有解释力,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更能有助于理解包工队具有的现代性。从实证的角度,当代的包工制和包工队,其实更应该被解释为在中国当前一些政策、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建筑行业和农民身份的建筑工的理性的合约选择和组织形式。他们通过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和合约设计,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可以被视为有行业和时代特色的原生性市场组织,甚至体现了中国农民在不完全的城市化下,向市场寻求发展机遇的现代企业精神。
  • 横向思考的东亚图景——评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与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
  • 本文借助于白乐晴与白永瑞有关韩国思想状况和东亚视角的讨论,尝试推进如下理论课题: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具体的地域,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却涵盖了某些新的视角。历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可以与作为认识论的第三世界理念结合起来认识;分断体制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断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再生产,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环节;突破分断体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和解运动的内涵,它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相结合才有可能开辟新的思考维度;社会人文学作为一种统合碎片化知识、建立人的尊严的学术设想,提供了反思学术原点的媒介。
  • 现相1217纸本没色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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