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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戴一黎
  • 一黎不紧不慢地在纸上涂抹着。窗外的那棵玉兰树正开着花,屋子被玉兰花的香气所窨透,纱窗竹帘,都泛着淡淡的香气。连宣纸上也窨透了。一黎就在这样的午后,不紧不慢地在纸上涂抹着。画室里的颜料色彩斑斓,可一黎是闲淡宁静的。她的画上就氤氲出某种淡远的情调。一黎是在湘西的水边长大的女人。小时候,她很安静,喜欢坐在屋顶的平台上,一动不动地看水。
  • 《重庆的新实验:中西方学者对话(四)》导言
  • 这个专题讨论——《重庆的新实验》是我编的《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四辑,在《开放时代》和美国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同时发表。首先是我自己的和高原博士(以及合作者)的两篇论文,旨在系统总结重庆经验的相关材料,并提出作者的初步理解和分析。我文章的重点在重庆之凭借(被初步概括为)“第三只手”和“第三财政”,
  • 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 “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像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之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
  •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重庆农村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在政策层面有两个核心,一是政府主导推进农业产业化和产业链建设,作为农户增收的基础;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户户增收”和“均衡增收”的目标,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民生导向。与之相应的,政府助推增收工程的实践既有宏观层面的“招商引资”、“产业规划”,也表现为微观层面的“户为基础”、“入户帮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某些经济介入改善农户的经营环境,提高其经营实力。本文分析了增收工程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户增收的政策和实践。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对话,本文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农户家庭经营的发展潜力两个方面探讨了万元增收工程的启示和意义。
  • 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与葛兰西
  • 本文尝试用亨利·乔治,詹姆斯·米德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来解释正在进行中的重庆实验。作者认为重庆实验展示出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可能性。通过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进城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唱红歌”,以及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等等,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 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
  •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取消每年3亿元的商业广告收入,通过从政府获得每年1.5亿元的补贴,使自己转变为“公益电视台”。在作为政治和经济的“重庆模式”被高度关注与论辩的今天,这一举动很难不看成是重庆模式在传媒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体现。因此,重庆卫视改革引发争议势所必然。在这些争议中,有意味的是,学界、广告界以及网络空间中批评的意见占大多数,重庆卫视和政府回应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彼此的论辩焦点存在错位。因此,本文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试图把论辩双方的观点置放在一个学术探讨的平台上加以讨论,并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 诸种第三条道路
  • 本文对重庆的“第三只手”模式与东欧社会主义晚期的各种“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比较。“第三只手”被赞誉为一次引人入胜的尝试,在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之手”之间,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用政府持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盈余来资助公共物品,是一种富有创新性的想法,但是这一主张是否能够得以维系,则尚不清晰。中国也许正在形成一种房地产泡沫,而与其类似的泡沫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已经破裂。关键的问题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是否肯定能够比工资增长得更快。
  • 对塞勒尼点评的简短点评
  • 塞勒尼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党权”与“军权”之争
  • 1928年,国民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开始进入训政时期,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通过《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从“党统”和“法统”上,确立了南京政府为“以党治国”体制。至此,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至少表面上已遵从总理遗嘱,形成党治格局。吊诡的是,号称“以党治国”的南京政权,最终建立的却不是一个以纯粹党力体现的党治政权,而是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训政时期南京政府党治体制的制定与日后实态运作大异其趣?笔者谨以南京政府实权派蒋介石与党治制度的规划者和建构者胡汉民的两条路线之争为切入点,探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以“军权”为代表的蒋介石为何能战胜“党权”代言人胡汉民。
  •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 家族的村政参与路径研究
  • 复兴的农村家族将会积极地以整体姿态不同程度地参与村政活动,这一点在学界已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参与”会对村级民主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在对家族参与具体路径与过程进行有效的微观研究之前做出有关影响性质的价值判断显然是草率的,因为不同的参与路径会对最终的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家族的村政参与主要遵循层次并不一致的五大路径,即选举路径、政党路径、乡镇路径、非合作路径和第三方路径等进行,五大路径的叠加构成了抽象意义上的家族的村政参与过程。
  • 游走在家园与社会之间:环境抗争中的都市女性——以G市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为例
  • 文章通过分析G市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描述都市女性参与环境抗争的轨迹,并指出,从出于风险焦虑走出家庭、冲向抗争“一线”反对垃圾焚烧到退回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环境抗争中的女性的行动选择是“游走于家园与社会之间”。这一行动选择以保卫家园为情感动力,以社区为进退自如的平台,以对抗与合作的双线并举为依托。文章认为,环境抗争是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崭新领地,在这其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约与女性作为抗争主体的呈现并存,性别角色与抗争的关联值得进一步挖掘。
  • 多面的胡仙与另一只眼——评《胡仙敬拜:帝国晚期和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与民众宗教》
  • 在中国,作为现今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的基本创作题材,狐狸精不但有着丰富的传说故事与文字记载,也仍然是当下民众信仰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运用权力一话语分析的策略,《胡仙敬拜》阐释了来自历代文献和当下田野的材料的丰富意蕴,指出胡仙敬拜的多样性、模糊性、流动性、边缘性及盲目性,并试图以此来质疑中国文化标准化的特质。由于将文献作为事实并服务于权力一话语分析,这些精彩的解读自然忽视了小说、笔记、传奇等文学创作的审美性、娱乐性,也忽视了中国乡土宗教基本的情感取向,剥离了敬拜主体的身与心,原本就“边缘化”的胡仙敬拜再次被边缘化。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之间的裂缝仍然是源自西方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基本窘境。
  • 现相0228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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