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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导言
  • 1980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以每年平均6%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已经达到1980年的将近六倍(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个“隐眭农业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主要农业革命(例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不同,它不是表现为几种主要作物单位面积平均产量的显著增长,而是表现为农产品结构的转型,主要是由低值农产品转向更多高值农产品(菜、果、畜、禽、鱼、蛋、奶)。简单概括,是中国传统的粮食对肉食对菜的比例从8:1:1转向4:3:3。
  •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古典、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均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农业无产阶级会快速扩展。这是18世纪英格兰的经验,也是当代印度所走的道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目前中国,农业雇工的规模有多大?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种规模?答案出乎我们的预期,农业雇佣工人(长工)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入的3%(短工占0.4%),这与印度的45%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
  •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 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 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大规模农民流动的发生。农民流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其在职业和居住模式上的剧烈分化。可以认为,基于职业分化的农民流动更多的是需要测度一种非定向的流动规律,即农民在不同职业间的空间转换过程中对于传统农业的依赖差异;而农民的房屋买卖与居住地迁徙,则是需要测度农民的定向流动规律,即农民对于社区本身的归属程度。随着农民的大量流动,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也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 “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 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型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远比大农场适合中国实际,这是黄宗智先生为“中国隐性农业革命”提出的农业经济学的命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小规模家庭农场及其经营者的存在,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显示,根据农村土地耕种规模及收入状况,可蒋当前农民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等五大阶层。其中,作为经营小规模家庭农场、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并造成乡村治理中特有的“中农现象”。新兴中农阶层的发现,将“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带进了社会学阶层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
  • 在日益全面、深入的市场化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小农最关心的是其与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发生的“流通关系”。其中的问题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来理解,也不能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理解。它的关键是不平等的交易,由此导致一系列既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也非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媒体一般把掌控商业资本的“中间商”描述为广泛对农户进行“盘剥”和对市场价格进行“炒作”的主体。本文问的是:实际情况如何?应该怎样从经济学理论来理解?这是个初步的探索,试图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
  • “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
  • “半无产化”不是关于农民收入水平的“量”的概念,而是生产关系范畴内的“质”的概念。家庭经营的农民同时具有个体业主和雇工的特点,具体情况取决于农民所处的市场环境中的垄断势力等因素。农民在生产领域的自主性掩盖了在流通领域的从属性。尽管农民与中间商是产品收购关系,但是农民的身份却随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程度地接近“影子雇工”。这一既成制度安排为利益的协调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这片空间不应仅仅为工商资本的经济行为提供想象力,也应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视野中。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中政策的协调是提高农民经营收入的关键。
  • 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阳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脉搏
  • 本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会形态,认为应注重农民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支持农民的合作组织。本文提出,在对农业经营形式进行选择时,始终应当将农民的长远生计、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中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的国情难以改变,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仍将生活着大量人口的现象难以改变,以村庄为基础构建的农村社会形态也难以改变。
  • 清末河套地区民间社会组织与水利开发
  • 清末,中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在河套地区发生了明显的北移,而且逐步扩展为农牧交错地带,以地商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在河套地区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和土地开发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在农牧边界地带上社会组织会暂时比国家中央集权更有效地组织水利工程的个案。地商利用私人资本和以地商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来开发河套地区的水利工程,并最终形成河套地区的水利网络。该组织形成的管理方式和协调机制充分调动一切资源,并将移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在此基础上渐渐形成了当地的村落和社会。
  •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 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 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
  • 2011年12月17日~18日,李金铨教授应邀赴武汉大学参加第六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间隙拨冗接受了刘兢就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1951—2010))(11YJC860028)所做的访谈。本文是访谈核心内容,从李金铨教授的学术生命史切入,追溯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脉络,并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展望。本文由刘兢整理出草稿,经李金铨教授多次修正。
  • The China Review
  • “老会战”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
  • “萨尔图”是蒙古语,意思是有月亮的地方。萨尔图是50年前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战场,位于大庆市北部,现在仍是采油一厂所在地。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的数万人拥入萨尔图时,却没有感受到任何诗意。满眼望不到边的泛白盐碱地,长着高不盈寸的小草,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户人家。一无房屋二无炉灶,天寒地冻住“地窨子”——挖地三尺,坑穴而居。会战三年,正是中国人承受饥饿的三年,会战职工“五两保三餐”。三年会战,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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