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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
  • 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在告诉我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惜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已在全球很多地方蓬勃发展的团结经济(即社会经济)却显示,一种为人民大众及其生存的环境服务的经济与社会并非是不可行的。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相信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而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建立统一的、有力的社会运动识别他们,连接它们,从而实现另一种经济体系。因此,与其说团结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模式,不如说它是一个经济组织过程。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个积极的、集体想像的过程。
  • 公共资源的未来
  • 土地、水源、空气、遗传物质、知识等公共资源应该由谁拥有并按何种方式进行管理?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个体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进行交换,是创造国家财富、服务公共利益最好的方式。马克思则让我们看到,这种经济体系实质上一方面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为资本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业体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劳动形式: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派生的对公共财产的权利也应该是集体的或者联合的。面对新自由主义近几十年的发展所带来的急剧恶化的贫困、生态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发挥集体劳动的力量,建立一种崭新的、面向所有人的财富共有权。
  • 指南针:指向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
  • 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讨论,如果不是置之于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而是将其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同时进行比较,那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共同所有,因此出于各种社会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和使用须通过社会权力的实施才能实现的经济结构。社会权力不同于国家权力,也不同于经济权力,它是植根于公民社会中动员人们参与各种合作性、志愿性的集体活动的力量。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了包括社会经济在内的五种最主要的通过社会权力有效控制经济生产与分配的途径。而其中的许多方案在世界各地的实践以及各种新的社会赋权形式的不断涌现表明,我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实行的各种局部的、片段的社会赋权,也许最终会帮助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命运。
  • 社会经济在香港——超越主流经济的多元性实践
  • 社会经济是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透过自我提升以达致经济生活模式改变的社会运动。本文介绍社会经济在香港实践过程中的新尝试,涉及两个具体的个案:一个是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一个是公平贸易与“公平点”。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使社区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利益合作共同体,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带动社区乃至更广区域的经济发展。“公平点”是一所社会企业,它不会只关注商业盈利或只着重社会目标,而是要共同达到商业营运和社会使命的双重目标。本文最后讨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另类经济发展空间,在恪守社会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寻找加强跨境连结的可能,并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乡之间互惠互补等问题。
  • 社会经济作为视野——以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为例
  • 本文从对社会经济的不同理解出发,结合笔者长期从事的乡村建设实践案例(包括农民合作社、社区支持农业等)尝试指出:在实践中社会和经济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简单分割,表面独立的经济问题背后其实包含着各种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限定和影响,故需要一种“社会-经济”的整体视野及让经济重新嵌回社会的理论敏感与现实框架。它既有助于加强对各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与行动空间开拓,更可让行动者准确理解实践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
  • 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 从事数码快印业的新化人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加上技术上的优势,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企业呈“内卷化”方式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深深地嵌入亲缘、地缘关系网络,雇佣关系和同行竞争冷酷的一面一直存在。这从经验上而非哲学和文明形态上(如儒家文化)彰显了亲缘、地缘与现代市场契合的可能性,但因其互助合作的首要目的为“私”而非为“公”,也便注定了无法消解市场的“弱肉强食”逻辑。
  • “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
  • 要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必须恢复中国概念的本来面目。就“政府”这一概念而言,要靠近“中国的”政府,必须回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真实运用场景中去感受,去认知,去理解其内涵,进而去发掘原真的而不是已被解构与重构的“政府”。通过“政府”在“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比较发现,政府在中国当下具有四个复杂性面向,这四个面向也塑造了政府与当下中国人的四种关系结构:它是一个代表“官”的领域,并因其特权而与“民”不同;它是一个与私相对的“公”的领域,在此意义上它也代表国家;它是一种“有关部门”的职能分工,但这种分工仅限于内部分工而非权力分立;它受党的领导,又是党,党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融为一体。
  •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 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赣南版上镇20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例,关注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行政体系的动员及群众动员,运动式的治理与科层制工作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相对成功的制度建设和并不成功的群众动员,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部分延续了下来。
  • 驱逐小生产者: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治理动力
  • 对农业组织化经营推动力量的认识不应忽视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自主性考虑。在外来农民农大量导入的上海郊区,地方政府与官员之所以推动农业组织化经营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规模经济效应的考虑,而是更多地出于一种“便于管理”的治理逻辑。由于作为小生产者的外来农民农在生产、生活领域对地方政府构成了相当大的治理压力,驱逐小生产者、发展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最大好处是减少了治理上的不便利。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相对无组织小生产者,政府更加倾向于能够“便于管理”的组织化经营者,因为后者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能够有效对接政府与农户的组织化体系。
  • 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
  • 本文在对阿拉善盟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调查的基础上,围绕着生态保护、不同群体间迥异的利益诉求、工业资本的进入与多种经营的变化,来分析产生各种诉求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特别是面对国家的发展政策,当地社会如何来适应这一巨大的变迁过程,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主性的发展是对地方文化合理性的尊重;同时指出,面对多元的观念和利益诉求,现代牧区社会需要形成协商和对话的机制。
  • 江南造船厂:长风破浪会有时
  • 周良标,祖籍浙江宁波,1946年出生在上海,1963年从南洋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1969年大学毕业,到部队农场锻炼一年,1970年分配到上海江南造船厂,2006年退休后返聘至今。周师傅工作了一辈子的江南造船厂,可以窥见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工业发展脉络。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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