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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导言术
  •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第一篇是我自己的文章,着重讨论盈利性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以及政府的角色。当今在经济学领域占据霸权话语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公司只可能是低效的,必须私有化,其认识前提是国家越少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越好。
  • 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本世纪0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营公司,在中国快速的GDP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事实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所掩盖,因为它的认识前提是唯有私营公司才可能推动发展,由此把这个积极因素演绎为严重的不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还采用了一些抽象的理论建构来否认中国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经验证据说明,改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既是快速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今贫富差距极其严峻的根源。本文最后简单地讨论最近的一个地方上的实验,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的启示:不是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在实质性结果层面上,到底该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中国医改:社会发展的转折
  • 本文讨论了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背景下,过去十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新医改在2009~2011年三年时间的第一阶段改革。文章讨论了改革的历程、基本框架和主要的成效,以及新医改的意义。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中国政府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指导原则下,大力推进医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到达95%,特别是开始重构医疗卫生体系,实施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当然这些只是阶段性成效,中国医改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不过,这一轮医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社会建设的先导。新医改重新界定了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探索了政府更为民主的决策新形式。
  • 中国体制的性质和福利国家的形成——评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当下激烈学术论辩的话题。一些学者强调私有企业的创业精神;另一些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公共经济部门。本文认为,第一个十年中国的改革是由企业家创业引领,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是由底层“自下而上”推动的,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则是由国家“自上而下”主导的。通过对公司制企业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这些收入的来源是公共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的特权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获取的是租金,而不是利润。“重庆模式”用部分的这种租金来提供社会福利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征自市场收入和利润的税收之上,而不是依赖国有企业的租金。
  • 从欧美金融危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注记
  • 本文从西方近来金融危机的视角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理论意义。作者认为,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解释西方应对危机中的“暂时国有化”措施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
  • 从产权社会化看国企改革战略
  • 根据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和所有者替身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社会化的国家产权资本体系,提升大型国企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这样的改革,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全民共享的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和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 文明复兴视野中之变革新范式
  • 本文对人们习焉而不察的“改革”之性质进行分析,初步的结论是:被归结于“改革”名下之过去三十年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中华传统复兴之结果。也就是说,改革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复兴之伟大历史过程中一个环节。而从中华文明复兴之角度看待改革,即构成思考和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新范式。此一伟大愿景之引入,或可刺激精英群体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而走出当下之“改革困境”。
  • “儒家民主政治”如何可能?——从当代新儒家出发思考。
  • 本文探讨了儒家式民主政治之可欲性与可能性,认为徐复观构想中的儒家武民主政治,在理论上之困难在于过度注重“积极自由”而忽视“消极自由”,并且未赋予人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儒家以社群为中心的道德观忽视个人权利;而在实践上的困难则在于忽视自耕农阶级在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脆弱性。本文指出,儒家式民主政治的提法有其创见,但不免有“时代错误“之嫌。
  • 作为公民的乞丐:一种共和主义的济贫思路
  • 乞讨问题最近在我国引发了新的讨论,触发点是许多城市新近采取的限制乞讨者活动范围的措施,比如在天桥下修建令人无法驻足的尖锐水泥结构,将车站附近的公共座椅用围栏圈起等。这些以维护市容、强化治安、便利市政管理为出发点的举措,忽略了乞讨者作为公民的权利。本文从我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立场出发,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乞讨公民所负有的积极义务,这种义务包括让乞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以政治哲学和法律上的信托概念为框架,探讨了落实公民权之财产维度的可能安排;最后以其他公民面对乞讨者时的伦理选择为着眼点,分析了作为共和国公民对自己的同胞所负有的义务。
  •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 东亚论述与东亚意识
  • 2012年5月,孙歌教授应上海大学邀请,为该校中文系等文科研究生讲授竹内好、丸山真男和沟口雄三等日本思想家的生平与思想。此前不久,孙歌教授的论文集《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与韩国学者白永瑞的《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实践》同为一个出版系列,引发了知识界对东亚议题的关切和讨论。在孙歌教授这一轮短期课程即将结束的间隙,唐小兵就东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等议题与其进行了对话。本文由唐小兵、黄辉整理出草稿,经孙歌教授修订。
  • 思潮好比情人——对于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五点评论
  • 本文评析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潮,指认它们虽然持论有别,甚至针锋相对,但大都基于同一历史前提,围绕着“中国问题”,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因而,希望持取中道立场,力争资源多元,竞取开放姿势,以应对“中国问题”的多面特征,构成当下中国各色思潮的基本态势。其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均面临着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的问题,而可欲的进路不外乎是对于重大的时代难题做出有效回应。
  • 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
  • 近二十余年,阶级分析在中国经历了从政策阐释概念到学术研究概念的演变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式微到复归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政治化了。为了争取学科自主性,中国社会学放弃了教条化的阶级分析,用阶层分析来解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阶级分析重新显现出其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强大的解释力。
  • 鞍钢二薄综合厂:厂办大集体的前世今生
  • 对于许多鞍钢人来说,鞍山科基亚电机厂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说起“二薄综合厂”(鞍钢第二薄板厂附属综合厂的简称),老人们还有记忆,因为二薄厂有过荣耀的历史。二薄厂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薄板厂,薄型钢板是新中国工业建设急需的原材料。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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