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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
  • 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人们呈现出了很高的劳动热情。然而,国家逐渐走向对现代化项目的偏执,通过官员强压、指标管理和政治运动等方式对工业企业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直接生产者的需要却被忽视了。直接生产者亦通过各种策略来应对国家的控制和保障自身利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曾经的劳动热情逐渐为弄虚作假、舞弊营私、消极不安所替代。极端现代化项目的规划者往往将自己看得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这却反而损害了他们预期的受益者并阻碍了发展。
  • 革命伦理与劳动纪律——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企业的劳动激励及其后果
  •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而与此同时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层出不穷。本研究认为,与西欧及苏联工业体制不同,中国国营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形成原因,既不在于工人既有文化传统与工厂劳动纪律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也不在于争夺生产控制权的反抗问题,而是由于当时国营企业治理中所蕴含的革命伦理与这种劳动纪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革命伦理一方面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违反劳动纪律的意外后果。
  • 工人参与、政治动员与国家政权建设——一项关于车间民主的社会学考察(1956~1965)
  • 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地位一朝成为现实,工人却对“当家作主”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冷漠与疏离。本文通过对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国有企业民主参与过程的研究发现,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却使得职工民主管理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的动力。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具体抓手,但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却无形中削弱了职工民主管理进一步推进的政治空间。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最终变得低效甚至无效率。
  • 毛泽东时代的国企职代会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
  • 企业职代会的运作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作为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和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场所,企业职代会承载了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和达成基层秩序的职能,同时作为生产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企业职代会也是国家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工具。毛泽东时代职代会在微观企业场域中的运作,正是国家基层治理逻辑的体现。
  • “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世纪30年代以后俄罗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论战,揭示出“俄罗斯意识”的以下建构特征:第一,“俄罗斯意识”通常表现为一种分裂意识,而“西方派/斯拉夫派”是对这种意识的首次命名;第二,分裂意识之所以成为俄罗斯的宿命,根源于一个宿命般的事实:俄罗斯在欧洲现代史进程中一向是个“迟到的”国家;第三,“西方派/斯拉夫派”的论战同时还是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启蒙派与浪漫派”对立的回声;最后,在俄罗斯意识中,西方取向与斯拉夫本位取向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峙结构。在除苏联时期的整个近现代历史中,俄罗斯意识是一个由斯拉夫本位取向占主导地位的偏心结构。总之,所谓“俄罗斯意识”是俄罗斯在现代性转型中产生的独特精神现象,对它的考察或可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些许借鉴。
  • 再论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
  • 本文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中东革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及深层原因,以此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论构想。关于近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爆发的市民起义和政变,多数讨论都仅将其定位为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隐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语词背后的欧美霸权主义,更未理解市民起义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爱的真正内涵。对此,本文从反恐战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处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东革命对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横行,欧美霸权一手操纵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控诉。本文主张人们应该从这场革命中认清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包括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普遍性变革主体。这就是尊重多样性,以追求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多元和谐统一为目标的“新市民革命”。
  • 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民主观念在东亚社会的兴起
  • 本文以东亚十三个社会的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经济社会现代化对于公民的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所谓“民主价值观”是多维度的。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了“自由民主价值”的增长,同时削弱了一些反民主的传统社会价值。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对民主价值观的这些作用,主要是通过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充分接受现代信息而产生的。而教育和信息这两个现代化的动力,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东亚,数据显示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中,教育对于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他社会。同时,在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教育对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也大于其他社会。
  •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
  •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 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来自一个大都市的经验
  • 本文从东部地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SH市的经验出发,讨论了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在中国产生的悖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笔者将这个悖论解释为社会活力问题的一个面向,即主体的自主性缺乏问题。这个问题在SH市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SH市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前沿,尤其感到活力不足。那么,在SH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解决这种自主性困境的呢?其中的经验值得深刻反思。笔者认为,以关系为本位来建构自主性空间依然是SH市人的基本策略,而且,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图景的中国式出路。当然,今天的关系本位与传统的伦理本位相比必有很大的不同。
  • 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
  • 本文是一篇有关海外华人田野调查的反思性文章。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海外华人研究,接着根据笔者在美国对于华人移民的多点跨国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经历,就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角色、立场、目的以及华人移民调查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文章指出尽管我们承认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而不是作为研究客体的“主人”。
  • 郑州电缆厂:废墟中曾经的辉煌
  • 今年的5月6日,也是国际劳动节后的第一个周日。当我抚着父亲的灵柩望见那熟悉的岔路口时,不能不恳请司机从华山路上绕一下。因为我知道父亲一定想再走走那条他曾走了三十多年的旧路,望望他曾日夜工作过的厂房.听听那曾经的机器轰鸣声……虽然现在这里早已建成了豪华的住宅新区,但残留下的大门及老旧的厂房,似乎还在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 劳动尊严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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