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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 “抽选”即以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拔代表或官员,原本是古代雅典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罗马共和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也曾在其政治生活中广泛运用抽选,以防止政治权力被少数豪强把持。一直到18世纪末,西方思想家几乎一致认为,抽选是民主制的特征,而选举是寡头制或贵族制的特征。然而,从19世纪开始,抽选与民主绵延两千多年的关系被割断了,取而代之的是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由于在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近年来,本已失传的抽选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世界各地对新型民主的探索中,出现了一系列抽选的实践。
  • 代表:回应与标示
  • 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
  • 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二者都是修改政治代表涵义这一更广泛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二者相结合可以提出一些有可能克服代议制政府种种局限性的方案。随机遴选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必要,它有助于改进代表、商议和自治的质量,其正当性与代议制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正当性相容而非对立,长远看来大有可为。
  • 抽签与民主代表:一个温和建议
  • 选举往往导致富人和特权阶层享有过多代表权,而穷人和弱势公民则得不到充分代表,抽签从候选人库中随机遴选,每个人都有被选中的平等机会,可以矫正这种民主的缺陷。抽签广泛应用于早期民主国家和共和国:古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城市国家。才能与知识的障碍不应成为将普通大众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借口,现代大众民主国家应考虑将抽签制度化,并扩大其适用范围,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政治制度更加民主。如果理所当然地接受受过教育的精英支配一切,并满足于他们仅仅只是每隔几年接受一次选举制约,那我们就不能再自称为民主主义者,我们所喜好的实际上就是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寡头混合体制”。
  • 公民大会模式
  • 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一是允许对未来的立法进行公开的公共商议,尽管是在规模不大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公民组织中进行;二是允许选民整体批准或认可立法。同时,公民大会模式还提供了两条宽广的改革路径。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把民选政客排除在某种决策之外的模式,既具有独立性与公正性,又可以形成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技能。其次,公民大会提供了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兑现“民治”这一古老民主承诺的路径。简言之,人民需要可以视为“己出”的框架法,公民大会路径既可以证明公众创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公投或神秘主义的泥淖。
  • 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 1950年中至1951年中这一年在梁漱溟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思考中占有着特别位置,有着特别的思想认知价值。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转型是通过两种私化——产权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实现的。通过把再生产部分的劳动推入家庭,一方面制造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使绝大多数女性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在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再生产劳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化。面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带给妇女的伤害: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贬低,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无法给出强有力的女权批判,反之,社会性别理论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同谋关系。因此,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正视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在对女权思想进行自我批判的前提下,重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同时,把性别公平纳入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未来社会的激进想象中。
  • 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
  • 民间组织发起的公益传播活动是构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不仅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而且传播了自愿公益的理念,为开展更为广泛的集体行动奠定基础。本文具体分析了一个民间组织的公益行动——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农村支教活动,藉此研究民间组织在公民社会构成中的作用。这一公益行动以一定的价值共识为基础,并且通过该民间组织的积极动员,建构了一个具有基本秩序和结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流动性的行动联盟,本文称之为合作领域。合作领域建构是一种新的社会构成方式,是公民社会建设不可缺失的内容与机制。本文通过这一案例的分析表明,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共意动员来传播价值、促进认同,还通过联盟建构构造了一个合作领域,促进新型关系网络的形成。进言之,共意动员和联盟建构都是凭借传播行为而实现的,即经由传播而组织。
  • 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菲律宾南吕宋岛的凯萨赛圣母
  • 17世纪初,菲律宾吕宋岛南端,现今描东岸省的达社小镇渔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海中捞获一尊木刻雕像。西班牙堂区神父初见神像的当下就认定,这尊雕像是西班牙船只上的天主教圣者,为了平患风暴而被掷入海中。但华人迄今却一直将其视为“妈祖”。南吕宋几个华人聚集的“社”,于1975年建立天后宫,在供奉复制雕像以前,每年都向教堂借出神像轮流奉祀,有关神明的灵验事迹至今仍广泛流传。本文将指出,这类信仰似乎呈现出族群或文化融合的表象,然而从历史与社会情境而言,这尊菲律宾天主教徒称之为凯萨赛圣母,或华人眼中的“妈祖”,实际上是不同族群透过对立诠释而操弄的符号。杂糅的外在仪式表现,反映当地华人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与近代文化认同危机中,藉由神明创生神话及仪式庆典,建构我群的认同,而神明传说的不同文本则反映了当地族群互动的历史隐喻。
  • 拯救正义,意在平等——G·A·柯亨的《拯救正义和平等》解读
  • 在2008年出版的《拯救正义和平等》中,柯亨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批评,并且提出把正义从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方法中拯救出来。然而,柯亨对罗尔斯建构主义方法的批评实际上仍然服务于其平等主义的立场,他所拯救的正义不是别的正义,而是“作为平等的正义”。通过对柯亨的新作以及罗尔斯的支持者所作的回应的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柯亨的批评有助于罗尔斯的支持者重新检视和反思罗尔斯正义论的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但柯亨的平等主义正义观的缺陷同样突出,因为他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立场以及平等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决定了它的理论注定是一种乌托邦。
  • 《开放时代》2012年总目录
  • 郑州国棉一厂:三代纺织女工的青春与哀伤
  • 2008年春节,郑州国棉一厂年后从原址远迁到新郑市龙湖镇的确切消息从电话听筒那头传来时,妈妈沉默了。此后的好些天她都是这样,得知此消息的邻居阿姨们也大都如此,一辈子沉默寡言的赵阿姨吐出了这么一句至今都响在我脑海里的话,“我们工人自己的工厂,说拆就拆了,为什么不问问我们工人?!”而恰巧来我家的文英姐——第三代纺织女工——却表现出一种无动于衰,
  • 劳动尊严(环卫工人湖南人)何高潮 摄
  • 《开放时代》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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