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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政府干预与市场运行之间的防火墙——《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规制
  • 消除行政性垄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断改善政府调节经济职能、实现和维护经济民主的过程。而以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直接规制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已成为各国竞争法治的共同趋势。认识这些有利于法律的具体实施并弥补立法的不足。中国《反垄断法》以专章形式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创立了反垄断立法史上较为独特的模式,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立法选择。
  • 论企业在反垄断执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
  • 出于对权力制约的需要和政府与市场互动性的制度诉求,美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在反垄断法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企业在反垄断执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我国反垄断法只是原则性规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种权利救济,相关具体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
  • 消费者反垄断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 历经13年的反复斟酌,《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我国第一部旨在打击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诞生,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除了“有法可依”之外,“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疑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保持良好法律秩序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强化反垄断执法、司法工作,努力弥补反垄断立法的先天不足。
  • 反垄断法视阈中的行政垄断
  • 伴随着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反垄断法的本质属性也发生了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行政垄断应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反行政垄断法律关系中。主体组合表现为反行政垄断规制主体和反行政垄断受制主体。行政垄断不能等同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分为具体的行政垄断行为和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积极方式的行政垄断与消极方式的行政垄断,它们都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垄断受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可分为政府机关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上述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
  • 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质疑
  • 《刑法》第20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分子,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法务彰显立法者无限防卫主义的立法理念。笔者认为,无限防卫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不仅无助于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乃至削弱了人权保障的根基——公正和人道。
  • 性文明与性法治化探索——“艳照门”事件之法理学思考
  • 人类因有性文明而区别于其他类动物。性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立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标志。性文明包括性物质文明与性精神文明,性精神文明是性压抑和性放任的辩证统一,其维护不仅要靠道德自律,还要靠法制他律。法律应明确性行为的基本原则,对性主体、性行为、性后果和性责任加以规范化,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性自由和性满足,同时防止性欲的恶性膨胀与过度追求刺激而带来的负面效应。
  • 村民自治权的司法介入——从司法能否确认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谈起
  • 当前,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一些村干部与村民过多地强调“多数人的民主”而忽视“少数人的权益”,使得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权利被滥用,村民合法权益被侵犯。本文从审判实践中司法能否确认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争议入手,认为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既有理论依据又有法律依据,目前司法介入村民自治中存在着法律缺陷、司法困难和司法缺陷三个问题,司法介入村民自治的方式应当为行政诉讼,介入的程度不应局限于价值判断,而可以进行深入的具体调整。
  • 法官角色认知误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及纠正
  • 法院及法官角色定位的误区,是由我国强大的传统文化背号和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其根基之固,非一日之功可撼。只有从深层次入手,坚持不懈地搞好司法体制的改革,强化社会各层面公众的法治观念,才能使我们的法院真正成为社会公众追求公正的圣地,使我们的法官承载起公平、正义的社会期望。
  • 论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中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
  • 非法集资类犯罪中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指非法集资行为并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无论从何处筹集到资金都符合集资人的意愿。对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用于合法生产经营的行为,应慎重处理,未给存款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非法占有目的”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投资者资金的意图:二是行为人主观上根本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
  • 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
  •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诉法中有关律师权利的规定进行法条对比,揭示其背后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以及新《律师法》对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之处。
  • 论代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代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民法典的制定进程中引发越来越大的争议或关注,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我国继受的是大陆法系之法律体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时时受到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和理论的猛烈冲击:二是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在社会实践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与我们所承担的繁重、复杂的立法任务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何在我国民法典中将两大法系不同的代理制度纳入,并融合在一起,制定出全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代理制度,就成为民法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我国代理制度发展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把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理论参考。
  • 对日本非法侵入住宅罪犯罪客体理论的借鉴
  •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客体认识存在分歧,基本观点为“公民的住宅安全权利”、“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和“公民住宅的安宁权”。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存在一定的欠缺。而日本采用的是“居住权说”,笔者认为其有可取之处。“居住权说”既可以克服我国刑法理论界三种基本观点的不足,符合人权保护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又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若干争议问题。也符合认识规律,因此对该理论可以予以借鉴。
  • 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发展的政府行为法治化研究
  • 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行为所形成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政府行为法治化,方能使企业的利益、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谐发展。政府行政立法性行为和行政执法性行为都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区域迁移和发展,由于现实问题的存在,两者皆存在法治化的需求。以行政软法治理迁移民营企业是“浙江经验”的内核之一,也是行政法治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新的发展趋势。
  • 涉外贴牌生产中商标侵权法律风险的防范
  • 近年来,涉外贴牌生产在我国蓬勃兴起,由此产生的商标侵权纠纷越来越多。本文在简要介绍涉外贴牌生产的由来及其在我国的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两个现实案例的分析,来探讨加工厂商如何防范商标侵权法律风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 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告知义务制度也是保险法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但是,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制度以及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尚须改进和完善。
  • 机关诉讼问题刍议
  • 迄今为止,我国的行政诉讼相关立法并没有为行政机关权限冲突的司法解决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应地,在司法实践中也鲜有这样的案例。面对国内外共同存在的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现实,考察各国的行政权限争议司法解决机制,探索行政权限争议多元化解决模式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而为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提供可行的建议,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公司章程与股东资格的确认
  • 公司章程是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与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是公司成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公司章程在股东资格确认这一司法实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公司章程是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公司章程又不是股东资格确认的决定性因素。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今后立法中亟待完善的地方。
  • 《法治研究》理事会
  • 浙江百铭律师事务所
  • “百铭”一词源自唐太宗李世民修身、治国之理念《百字铭》,寓意深远,寄托厚望。
  • 《法治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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