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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爱英到北京市看望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
  • 1月13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一行到北京市看望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吴爱英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作出的关于做好冬令期间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真诚关心、真情爱护广大司法行政基层干警,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司法行政基层干警心中,让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 司法部领导春节前赴各地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
  • 近日,司法部召开会议,对春节前走访慰问基层活动作出安排。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作出的关于做好冬令期间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春节前深入基层广泛开展慰问活动,真诚关心爱护广大司法行政基层干警特别是困难干警职业,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并于1月13日到北京市看望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司法部其他领导也分赴各地进行走访慰问,为基层司法行政干警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 监狱行刑的人文视角
  • 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赖以存在的根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当下世界性的问题。罪犯是道德失范、人文素养缺损的典型。监狱改造罪犯的过程实质就是培育罪犯人文素养的过程,改造罪犯的行刑诉求体现了监狱对罪犯的终极人文关怀。监狱文化受到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冲击,必须有赖于一种文化权威,以鲜明的时代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从行刑立法与行刑实践的两个层面上重构人文精神,才能有力推进行刑的人文关怀进程。
  •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树立正确的监狱执法理念
  •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把握监狱工作规律,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在执法和管理工作中努力体现依法、规范、公正、文明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正确的执法理念为指导,不断推进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
  • 监狱心理咨询若干问题的辨析
  • 开展监狱心理咨询工作,需要首先了解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的区别。心理咨询是咨询师协助求助者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进程。而心理治疗则是心理治疗师对求助者的心理与行为问题进行矫治的过程。咨询的核心在协助,咨询师和求助者是平等、协作的关系;而心理治疗体现的是矫治,是经求助者同意的强制性的调治过程,要求求助者认真配合治疗。在执行治疗方案时,经常不须商量。狭义层面上的心理矫治与心理治疗是相同的。但是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心理矫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与心理矫正(包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矫正实践(包括整个改造活动)等概念相接近。
  • 论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是指监狱系统根据所收集的各种信忠资料。对罪犯个体或群体经过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程度、水平与状态进行判断、描述、鉴定、评价和估量的总称。一项好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必须建立在准确、深入、全面认识罪犯改造概念涵义和特征规律的基础之上。构建、选择或确定好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指标、思路、参照系和方法工具是进行罪犯改造质量评估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使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尽可能具有科学性。应注意提高其信度和效度。
  • 论尊重罪犯的人格
  • 尊重罪犯的人格。不是日常话语下对“好人”适用的的“尊重”.不是对道德人格或“正常交往”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基础上的“尊重”,而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对“人”尊重,是对其合法权利的尊重。如果理解为日常话语下的尊重。那就很容易消解对特定对象的理解.进而演化罪犯自身角色认知,淡化警察狱情意识。影响警囚关系的正确定位。弱化狱内管理。增加监狱风险。
  • 论罪犯的罪责感
  • 罪犯的罪责感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家庭等因素与罪犯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罪犯的罪责感主要由对刑罚的恐惧感、是非观念、羞耻感、责任感、法制感等多种因素构成。司法公正对罪犯的罪责感会产生重大影响,应进一步规范量刑。促进罪犯认罪服法。应把增强罪犯的罪责感,促进罪犯知罪、认罪、悔罪、赎罪,作为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黑内容之一。
  • 充分发挥劳教机关职能作用 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任务。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司法行政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劳教机关,只有加强劳教人民警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其执法行为,创新教育感化挽救手段,才能充分发挥劳教机关的职能作用,促进劳教人员教育质量的提高,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 美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
  • 蒋一之在2005年7月26日的《中国社会报》上撰文介绍,在美国,法治教育成为中小学校的一项正式工作已有30多年。根据1978年的美国法治教育法案,法治教育要“培养非法律专业者在法律、法律程序、法律体系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掌握这些方面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
  • 赵北海在2005年7月11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根据中外历史经验,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有三个重要基础,即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1.社会基础。社会贫富分化不能太严重。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一个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对立严重,甚至仇视,和谐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出现动荡的局面。2.政治基础。要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和社会管理控制体系,能够让不同利益阶层的人有正当表达利益的渠道,并把他们的诉求和意愿整合成综合的意见。在国家决策过程中体现出来。3.思想基础。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要有凝聚力。
  • 高薪未必养廉
  • 闻一在2004年4月23日的《环球时报》上撰文《高薪未必养廉》介绍,2004年4月10日,普京签署了《关于完善劳动报酬》的总统令,其内容是大幅度提高国家官员的工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薪养廉”。前几年,俄罗斯的一家权威机构在官员中做过一次调查,得到的答复是:“官员们只要每月能有600—800美元的工资,就不会贪污了。”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拿到了这个数额的收入时,贪污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严重了。经验表明,官员是否贪污并不在于收入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使用。若对官员的权力使用不加以监督和限制,若对官员的晋升没有一个从群众利益出发制定的标准,贪污是消除不了的。
  • 监禁与非监禁矫正效果的比较
  • 华东政法学院陈和华在上海《法学》2005年第4期上撰文《论监禁的困境与改善》介绍,在人类历史上,对罪犯的处理通常就是监禁。在适用监禁的价值取向上,有两每贯彻始终的基本模式:惩罚模式和矫正模式。两者虽然各有侧重。但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即监禁是对罪犯最好的处遇方式,而且处遇越多,效果越好。但事实却是,惩罚模式下的监禁并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一般威慑效果,促使犯罪率的下降。西方国家均被连续上升的犯罪率所困惑;而矫正模式下的监禁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使罪犯改邪归正,顺利回归社会。至少就减少累犯率而言.监禁的效果并不比其他刑罚效果大。在一些国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如1975年荷兰研究表明,监禁对减少累犯不比罚金更有效。英国的结论与之相似。20世纪70年代,瑞典、丹麦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整体上,非监禁刑比监禁刑更有效。在加拿大。
  • “读经”之风不可长
  • 吴立昌在2005年2月3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近来,某些专家学者呼吁青少年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大概是他们觉得“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于是病笃乱投医,转而向孔夫子讨救兵了。
  • “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
  • 宋惠昌在2005年7月4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指出,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原则,这就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学术自由”原则。在我国历史上、学术自由原则曾经遭到歪曲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得到恢复。但是现在在一部分人那里。对在学术研究中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仍然没有正确的理解,有的文章中还提出要坚持所谓的“学术民主”原则。
  • 权利与犯罪
  • 李松涛在2005年12月3目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先要保障其权利》说,我国每60个律师当中就有1个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律师。他们通过中国律师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协作网,在全国各地进行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雏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努力。截至2005年lO月,全国已有21个省级律师协会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 我国的劳动仲裁制度及完善
  • 张伟杰等人在2006年1月2日的《工人日报》上撰文介绍,法律规定,我国解决劳动争议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个途径。其中协商、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也不是到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途径。而劳动仲裁则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即不经过劳动仲裁.法院就不受理起诉。同时,仲裁裁决和法院裁决都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
  • 学术交流中应创立质疑机制
  • 高峡在《科技导报》2005年第8期撰文指出,学术会议之所以受到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同,是因为学术交流在科学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思维创新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学术交流存在着阻碍科学创新的因素,即学术交流缺少争鸣与质疑的因素,使启迪思维、掌握新知、纠正谬误的作用大打折扣。为克服这一现象。要努力创造一种“精交流、多争鸣、存质疑”的机制。“精交流”即学术交流主要谈观点、认识、过程、结论,交流发言时间要限制。“多争鸣”即给听讲者提问题的机会,使发言者与听讲者交流互动,构筑创新思维的平台。“存质疑”即敢于质疑,鼓励质疑,为质疑者创造一个宽松、平和的自由环境。只要质疑者言之有理,无论是否符合“主流认识”,无论是否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会议纪要都应给以重视,要尽可能地“记录在案”,以利今后实践的检验。通过“精交流、多争鸣、存质疑”的机制,使学术交流完全释放出其“加速科学发展”的作用,使学术会议真正成为科学劳动成果的“放大”或“加速”机构。
  • 中德文化的差异
  • 易小明在2005年3月的《书屋》中撰文介绍,在德国,收入多,交税多;收入少,交税少;富不傲穷,穷不妒富。大家相互尊重,相安生活,自然而然。由于德国的富有者不显山露水,招摇过市,所以说,他们像在衣锦夜行。而中国人的追求是衣锦还乡。如果有钱了,就非得让别人知道不可。否则,就像是白富了。富人不仅要衣冠楚楚,更要前呼后拥。在街上,一看那大腹便便、高昂着头,招摇过市者,十有八九就是个当官的或者是有钱人.
  • “核心期刊”引文率重要性质疑
  • 吴正明在2005年7月28目的《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引文率是筛选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但这一指标具有片面性。有些学科期刊数量很少,引用量相对较大:反之,期刊多的学科,引用量则较小。有些专业读者群小,论文水平再高,引用的总量还是较小。专业面较强的期刊,读者面相对集中,同专业的读者、作者首选本专业期刊,引用率自然较高;而综合性学术期刊,读者则比较分散。
  • 理论创新不足的原因
  • 王雅林、唐魁王在《学术界》(合肥)2005年第2期上撰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问题是理论创新不足,其原因包括:1、中国社会学知识积累薄弱;2.思想方式单一:3.学术藩篱较多;4.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大;5.学术批评制度不健全;6.过分重视实证研究的实用价值。
  • 西方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
  • 赵北海在2005年7月11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稳定的过程中.都提出过类似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其内容归纳起来:1.确立了公民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2、建立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非常激烈,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在体制内通过谈判和沟通,逐步缓解了矛盾。实现了社会的和解,即劳动和资产之间的和解,合作,劳资双方甚至成为和谐的社会伙伴。3.强化公民社会,允许公民自愿组织起来,以进入市场应对市场风险,允许公民以组织形式进入国家的公共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
  • 阿根廷监狱在“母亲节”发生骚乱
  • 据2005年10月18日《上海法治报》,新华社记者曹宇报道,10月16日是阿根廷的母亲节,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马格达莱纳市第28监狱发生骚乱,该监重犯监室的一些犯人为要求延长探视时间,遭到狱方拒绝后而纵火,以示抗议。随后局势失控,导致一场大火。该监共有700多人,在大火中窒息死亡和烧死的共32人,另有包括监狱看守员在内的6人受伤。肇事的60多名罪犯在此前一直表现良好。
  • 慎用“弱势群体”概念
  • 刘建军在2005年7月25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现在,“弱势群体”是中国一个最为流行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同群体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收入,这本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有差别并不等于有强弱。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同群体确实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下岗工人,农民工,无家可归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低收入。但是,低收入并不必然等于他们就是弱者。一个拥有低收入的人在心灵上可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一个低收入的人在人格上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所谓的弱势群体其实并不是完全能够成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被划归到弱势群体的人在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上可能处于一种弱势。弱势群体背后隐藏的不是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而是制度的缺陷和机制的不畅通。
  • 学者应有两件“专用武器”
  • 于光远在2005年9月12目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有人问我,学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如俄国普列汉诺夫所说,“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是他能够做到旁征博引”。普列汉诺夫认为,学者必须是一个知识渊博和勤于收集材料的人。学者不但要求“言必有据”,而且要求自己提出采的论点必须经过充分论证的。
  • 论短期自由刑的利弊之争
  • 短期自由刑改革是近现代刑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上进行了百余年的争议,我国也面临短期自由刑问题。对中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问题利弊问题上的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进行评析。发现短期自由刑兼有利弊,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因各国的不同国情而别,这有助于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制定。
  • 从“两高”的司法解释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标准
  • 2004年12月“两高”联合颁布实施了有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解释》,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相关标准作了重大调整。《解释》在许多方面克服了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因而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对知识产权强保护的确认。然而,这种确认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如人所愿,在这常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笔者将短期驻足,留下个人思考的片段。
  • 论陷害教唆的可罚性
  • 什么是陷害教唆,陷害教唆与侦查陷阱是否同一,陷害教唆是否教唆犯。陷害教唆是否具有可罚性等问题在中外刑法理论界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在评议诸说的基础上,对陷害教唆的教唆性以及其可罚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
  • 鉴于自由刑的不足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需求,有必要对我国的刑罚体系进行更新理念上的重构,在征得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之下,法院对被告人确定的刑罚可由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之刑共同构成,且互为消涨。在行刑实践中,建立自由刑与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之间的易处转换制度。
  • 从“城市边缘青少年”违法犯罪,看我国预防青少年犯罪
  • 社会转型期。由于地区性的经济差异。大量外来青少年涌入大城市,成为“城市边缘青少年”,而城市的基础管理能力弱化,公共文化建设、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每个青少年的需求,以及外来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缺失,城市就业困难等因素,使一部分追求物质享受的外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然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中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朱成年人犯罪的条款是否适用“城市边缘青少年”?我国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针对“城市边缘青少年”是否有效、可行?笔者建议:首先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预防犯罪机构,组织、协调“城市边缘青少年”预防犯罪问题;其次增强基层社会营控力度和广度,将“城市边缘青少年”纳入所在地社区管理。同时政府投入资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保障基础教育,解决“城市边缘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再是加强城市人口调控,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和素质等措施,预防青少年犯罪.
  • 当代中国法治下的司法与司法道德
  • 作为法治的核心环节,司法的道德诉求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法治的实现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而从司法主体的角度看,司法公正是当下中国司法主体的道德追求;忠于法律是司法主体必备的道德素质。
  • 浅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法益保护
  • 虐待被监管人罪是修正前后的《刑法》均规定的犯罪,但前后《刑法》对该罪保护的价值取向不完全相同,修正后的刑法还适用了刑法上的法律拟制,法条中还存在注意规定,值得研究探讨。
  • 加强完善监狱执法监督工作的思考
  • 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理念,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加强和完善执法监督,是依法治监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监狱警察队伍的纯洁稳定、促进监狱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加强完善执法监督要整合监狱内部监督资源,创新自我监督机制。强化社会监督,提高整体监督效能,推动监狱备项工作协调健康发展。
  • 高戒备等级监狱监管安全问题的研究
  • 高戒备等级监狱的建立,标志着监狱管理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管理层面。针对监狱体制改革之后高戒备等级监狱管理上的变化,要充分认识高戒备等级监狱的管理性质及其意义,科学分析高戒备等级监狱重刑犯的改造规律和影响监管安全的不利因素,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从而增强做好高戒备等级监狱监管安全工作的主动性、责任感,确保监狱的安全与稳定。
  • 对罪犯日常考核奖惩法制化的思考
  • 当前我国监狱对罪犯日常考核奖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罪犯的日常考核奖惩缺乏法律依据;法律对罪犯日常考核奖惩结果如何运用缺少具体规定;对罪犯考核奖惩结果与刑事奖励的关系缺少明确的规定;日常考核奖惩的主、客体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因此,应当由司法部制定全国统一的日常考核奖惩标准和操作办法。
  • 关于监狱侦查管辖的思考
  • 明确监狱侦查管辖是做好监狱侦查工作的前提。监狱侦查管辖问题主要涉及监狱对又犯罪的管辖、监狱对漏罪案件的管辖以及监狱与其他侦查机关互涉案件的管辖。而监狱对又犯罪的管辖和漏罪案件的管辖法律规定的较原财,容易发生理解差异,有必要予以镕清;监狱与其他侦查机关互涉案件的管辖在司法实践中很混乱,有必要确立可行的配置方案。
  • 试论罪犯心理矫治对狱政管理的作用
  • 探讨罪犯心理矫治对狱政管理的作用,既可以促进狱政管理科学化,又可以深化和拓展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更有利于整合监狱资源,实现改造活动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罪犯心理矫治在维护监管安全与稳定,提高狱政管理效能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心理矫治技术的运用,能够帮助狱政管理筛查、提示重点防范对象,减少狱内违法违纪和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消减各种狱政管理措施带来的负效应。其成果的运用有利于强化狱政管理的职能,提高狱政管理的效率,检查狱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与不足。为了使心理矫正更好地发挥在狱政管理中的作用,当前要着重抓好心理矫治方法、技术的本土化问题,还要对矫治人员加强职业资格的管理,学习罪犯管理的相关知识。
  • 论监狱安全与心理防控
  • 监狱安全事故引起的原因有多种。防范的措施也有很多,但重点在于对人的控制,在对人的控制中,一是外在控制,二是内在控制。内在控制为主,外在控制为辅。在内在控制中,心理防控是保障监狱安全的根本措施。
  • 探析狱情之来源
  • 狱情(指消极一面)主要来源于犯人自身的危险性以及我们工作的偏差和民警认知水平的欠缺。我们只有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狱情,主动进攻排查狱情,科学地认识罪犯、对待罪犯,提高民警的认知水平,才能准确掌控狱情、彻底消除险情。各项监管改造工作都围绕狱情做文章,方可有的放矢。而任何游离于狱情之外、忽视狱情的工作,都是不可能收到实效的,也是危险的。
  • 狱内恶性案件的现状及预防
  • 安全稳定问题是监狱工作的首要问题。10年来监狱安全防范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近期也发生了几起大要案,折射出监狱恶性案件的新情况、新趋势。近期狱内恶性案件高发的原因主要有:押犯构成趋于复杂、押犯人数居高不下;干警麻痹轻放,综合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物防与技防先进落后并存,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应该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物质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来防范狱内恶性案件,提高新时期监狱安全稳定水平。
  • 教育改造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 当前教育改造工作的种种不尽人意之处诸如务“虚功”、图形式、不求实效及粗放管理局面。除了传统体制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在教育改造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囡素.即监狱民警人本理念的深层缺失和作为一个现代监狱工作者所应具备的科学品质的薄弱。本文试图从监狱体制外的视角——人本理念和科学品质的角度揭示教育改造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后果之根源,进而阐述人本理念和科学品质在教育改造科学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 论道德推理训练在罪犯矫治中的应用
  • 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水平作为人类高级认知层面的表达,与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现实。使得通过道德推理训练而提高道德认知水平的途径与策略成为罪犯矫治的一种有积极效果的努力。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技术的研究证明,道德推理训练方法在罪犯矫治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 罪犯的定势错位及其调适
  • 罪犯的定势错位是罪犯个体的病态心理活动。宏观社会环境因素是罪犯定势错位的社会基础,罪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因素是定势错位的心理基础。定势错位的危害极大。对罪犯个人而言,可能会导致信念丧失、心灵空虚、斤斤计较、算计他人、不思自我改造。甚至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人际关系而言,会导致罪犯人际闻的不信任、磨擦与冲突。对罪犯定势错位的调适,要定位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加强罪犯自身的品德修养;也可以采取系统脱敏法去纠正。
  • “短刑犯”的实践界定与改造问题研究
  • 近年来短刑期罪犯管理教育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基层管教一线普遍反映的“难管地带”。笔者从改造实践出发对短刑犯概念的外延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以“罪犯身心特点标准”界定短刑犯;总结短刑期罪犯改造的一般阶段性特征;强调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对各种管教措施的整合与完善,构建以“级差处遇”为核心的罪犯分级累进处遇体系,同时并行性的辅之以其他有效的监管改造措施,从而有效地监管改造短刑期罪犯。
  • 论罪犯心理健康的评估
  • 对罪犯心理健康的维护是对罪犯人权的一种保障;对罪犯心理健康的关注,是对国际行刑趋势的一种顺应;对罪犯心理健康的促进,是对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制定罪犯心理健康的标准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与监狱实际和罪犯特点相统一。要将罪犯能否适应监狱生活作为判断罪犯心理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应区分罪犯不同的服刑时段进行评估;要仔细考察罪犯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罪犯标准化心理健康测试量表。
  • 论新体制下劳动改造管理工作的规范问题
  • 我国监狱新体制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强化罪犯的劳动改造来达到罪犯改造质量的明显提高,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就是如何在制度上对罪犯劳动进行规范化管理。从全国押犯总体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贯彻按体施劳,选择合理的生产项目,规定合理的劳动定额是规范劳动改造工作的首要环节。对罪犯劳动现场进行规范和考核直接关系到罪犯劳动改造的效果。对罪犯的劳动保障也是规范劳动改造工作的重要方面。
  • 两难抉择下监狱企业的对策
  • 监狱企业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实际上已经处于两难抉择之中,为了实现监狱企业的任务和目标.首先要充分肯定监狱企业的公共企业属性.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和公共经济学理论.以重建监狱企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把重组公共性的监狱国有独资公司和市场化的监狱国有独资公司结合起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核体系和企业管理模式。
  • 监狱民警素质调查研究
  • 对1195名监狱警察采用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瑞支标准推理测验(SPM)、康奈尔医学指数(CMI)做测量,结果得到:监狱民警总体的心理素质较好;绝大多数监狱民警身体素质良好;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较为良好,有1.96%的监狱警察心理健康不良;监狱警察智力优秀占7.88%,智力差占5.06%。
  • 监狱民警专业化与警官高职教育改革
  • 监狱民警队伍专业化的建设目标对民警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主要包括:监狱职能专门化、提高民警的专业素质、培养能胜任监管工作的专业人才。从民警队伍专业化的视角研究警官高职教育改革,1.应根据监管岗位需要改革教学模式,办出专业特色;2.突出罪犯心理矫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3.融合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业人才;4.加强专业化培训,巩固和发展民警的专业素养。
  • 廉政文化进高校的几点思考
  • 廉政文化进校园,是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主题。本文基于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需做好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日常教学实践、教风学风建设以及社会上的反腐倡廉工作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并需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
  • 对社科期刊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著录规范化的思考
  • 社科期刊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是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评价论文质量的手段之一;它揭示了作者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能有效地促进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它体现作者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它反映了作者是否有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随着期刊编排规范化的推进,期刊论文参考文献的著录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 “多元视角:监狱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与探讨”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05年11月14日,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社)和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刑事司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多元视角:监狱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与探讨”小型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邀请了郑霞泽、高文、王平、张绍彦、狄小华、张晶、张发昌、周勇、葛炳瑶、马卫国、周祖勇、黄兴瑞、郭明、周雨辰、高寒、严浩仁等十六位专家学者与会。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的有关领导和部分专业教师也应邀列席会议。
  • 社区矫正的中国实践:现状、问题与对策
  •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如相关立法滞后、工作机制不健全、矫正手段单调落后、人才与资金匮乏、社区发育不成熟、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应从立法完善、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等各个层面入手,进一步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的纵深发展。
  • 社区矫正的哲理
  • 社区矫正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社区矫正制度的公正性、人道性、惩罚性和社会性等基础理论问题,从理论上阐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性,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对于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
  • 论商朝的狱政思想
  • 商朝的狱政思想基本上是从夏朝沿袭过来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商朝的狱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夏朝的“代天行罚”的思想;二是沿袭并发展了夏朝的“宗法礼治”思想;三是创建了“苦役惩罚”思想。而“代天行罚”思想仍然占居狱政管理的主导方面,“宗法礼治”思想与“苦役惩罚”思想则与“代天行罚”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商朝奴隶社会法制和狱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 明初刑罚思想的二重性及其对监狱制度的影响
  • 明初刑罚思想具有二重性。其第一层含义是“仁恕”和“刚猛”并重,第二层含义是对官吏和对平民刑罚的不一致性。明初刑罚思想的二重性在立法上有明显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在加重刑罚力度,加强对狱卒、狱官的管理,系囚、恤囚制度以及锦衣卫狱的设立与废除等方面。
  • 现代西方监狱建筑的若干理论和应用
  • 随着刑罚执行理念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西方国京在监狱布局、监狱建设风格、规模及其功能的设计等方面曾经和正在经历着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发展过程。从直观角度来看.监狱建筑是监狱管理、矫正教育、罪犯生活的环境空间和物质载体,但实质上它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行刑理念“物化”的表现。
  • 刑罚的历程——《规训与惩罚》一瞥
  • 福柯是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考察刑罚的历史和刑罚的现状。在福柯看来。刑罚始终都是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最佳方式。福柯的刑罚思想里包含了一般预防思想的合理内核;但在福柯对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的同时,福柯的理论也就走向了虚无。
  • [本刊特稿]
    吴爱英到北京市看望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
    司法部领导春节前赴各地慰问司法行政基层干警
    [新世纪中国监狱发展战略]
    监狱行刑的人文视角(刘保民 刘方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树立正确的监狱执法理念(王有仁)
    [基础理论]
    监狱心理咨询若干问题的辨析(张发昌)
    论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周勇)
    论尊重罪犯的人格(姜良纲)
    论罪犯的罪责感(江伟人)
    充分发挥劳教机关职能作用 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丁振海)
    [信息广角]
    美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条件
    高薪未必养廉
    监禁与非监禁矫正效果的比较
    “读经”之风不可长
    “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
    权利与犯罪
    我国的劳动仲裁制度及完善
    学术交流中应创立质疑机制
    中德文化的差异
    “核心期刊”引文率重要性质疑
    理论创新不足的原因
    西方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
    阿根廷监狱在“母亲节”发生骚乱
    慎用“弱势群体”概念
    学者应有两件“专用武器”
    [刑事法律研究]
    论短期自由刑的利弊之争(陈志军)
    从“两高”的司法解释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标准(徐家力)
    论陷害教唆的可罚性(林亚刚 赵慧)
    刑罚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赔偿以强制赔偿易处转换自由刑的构想(靖云海 陈梦琪)
    [犯罪学研究]
    从“城市边缘青少年”违法犯罪,看我国预防青少年犯罪(林小培 李耀明)
    [立法与执法]
    当代中国法治下的司法与司法道德(欧元雕)
    浅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法益保护(丁满臣 赵福江)
    加强完善监狱执法监督工作的思考(石永秀 杜晋军 宋军荣 韩冰)
    [监狱长论坛]
    高戒备等级监狱监管安全问题的研究(贾珍华 余斌 郭俊)
    对罪犯日常考核奖惩法制化的思考(王云龙 周宝泉 赵俊福 李彦芳)
    [管理改造]
    关于监狱侦查管辖的思考(徐为霞 孙延庆)
    试论罪犯心理矫治对狱政管理的作用(孔彦格)
    论监狱安全与心理防控(王延领)
    探析狱情之来源(俞晓东)
    狱内恶性案件的现状及预防(王林)
    [教育改造]
    教育改造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宋秉根)
    论道德推理训练在罪犯矫治中的应用(刘建清)
    罪犯的定势错位及其调适(连春亮)
    “短刑犯”的实践界定与改造问题研究(程操)
    [心理矫治]
    论罪犯心理健康的评估(孙丽娟)
    [罪犯劳动与监狱生产经营]
    论新体制下劳动改造管理工作的规范问题(陈谦)
    两难抉择下监狱企业的对策(刘津)
    [警官队伍建设]
    监狱民警素质调查研究(邵晓顺)
    监狱民警专业化与警官高职教育改革(邓翠华 陈宝华 柯淑珍)
    廉政文化进高校的几点思考(温庆华)
    [监狱科研]
    对社科期刊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著录规范化的思考(彭春芳)
    “多元视角:监狱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与探讨”学术研讨会综述(李丽君)
    [社区矫正研究]
    社区矫正的中国实践:现状、问题与对策(冯卫国 韦华 刘燕玲)
    社区矫正的哲理(陈志海)
    [中国监狱史]
    论商朝的狱政思想(白焕然 佟伟 李翠芳 邹立坤)
    明初刑罚思想的二重性及其对监狱制度的影响(王雪峰 高畅)
    [外国监狱制度与学说]
    现代西方监狱建筑的若干理论和应用(刘旭 田越光)
    刑罚的历程——《规训与惩罚》一瞥(黄广进)
    《中国监狱学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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