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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世界正义的发展与主权利益的选择——国际人权司法化与中国立场
  • 国际法的司法化是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关键环节,而人权法的司法化则是这一环节中的重要部分。当今的国际人权司法体制在区域的维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全球层面上则仅做出了初步的尝试。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成体系的规范、组织和程序,以及不平衡的设施。为此,应当着力于国际人权司法的体系化、强化和均衡化。中国作为地位正在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应当体现出对人权的高度尊重和对国际司法的信心,应采取坚实而有效的措施逐步向国际人权司法体制开放,并参与到国际人权司法体制的建构与完善中去。
  •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
  • 投资条约仲裁是高度法律化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是克服合同国际仲裁、东道国当地救济、母国外交保护等传统争端解决方式不足的产物。ICSID公约较好地平衡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解决的灵活性和法律化,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接受。现代投资条约与ICSID公约仲裁机制的结合导致了从投资合同仲裁到投资条约仲裁的大转型,进而导致投资条约仲裁面临挑战。国际商事仲裁机制不适合解决公法规制性质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条约争端,投资条约规则解释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导致了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危机。投资条约仲裁应该进行结构性变革,增加上诉审,增强公开性,增强一致性,增强对于公共利益的敏感性。
  • 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司法路径探析
  • 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划界与岛屿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成为困扰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结症之所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立足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海洋争端,但收效甚微。作为中日外交谈判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2008年《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仅表达了两国的合作意向,无助于彻底解决东海问题。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相较于外交方法的久拖不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东海争端具有高效率、低成本、权威性、可执行性等优势。论文在考察国际法院40多年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国际法院裁判海洋争端所体现的趋势,进而对东海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判决结果进行预测,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国际司法方式解决东海争端有利于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 家国视野下的唐律亲亲原则与当代刑法——从虐待罪切入
  • 我国现行刑法很少将亲属关系因素作为定罪或量刑的考虑依据,相较于唐律,亲亲原则在刑事法中几乎已被彻底抛弃。即使尚在现行刑法中留存的诸如虐待等个别罪名中,也并非以亲亲作为立法的首要目的。究其原因,可归结为近代以来家和国的逐渐分离,家庭秩序在立法中不断被个人权利所挤占,国家直接同个人发生关联,国家主义占据强势。亲亲原则的丧失导致了当代刑法的道德危机。
  • 探究中国本土法文化:清朝藏族法制的初步解读
  • 清朝时期藏族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逐步形成系统性的独特体系,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尤其是当时藏族的司法运作理念),可以说此一体系是当时一种具有新意的本土化法制成就。实际上,它引起了清朝中央和各藏区僧俗联合性政教合一制中统治者的广泛关注,其灵活性、合理性、实效性亦早已被视为宝贵资源得到重视。故此,清朝藏族法制的立法经验与本土多元化司法运作机制的变通性策略,值得我们从法文化层面进行认真深入研究。
  • 论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共生关系——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 宪法对美国公民的州际移民与欧盟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迁移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反映上的差异,揭示了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共生关系。三者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四种形态:在假定的无主权的世界社会里,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绝对迁徙自由权;在主权国家里,获得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近乎绝对的迁徙自由权;在被委托部分主权的政治共同体里,获得联盟公民身份的个人只享有相对的迁徙自由权;而同样在主权国家里,因为主权的反作用导致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只享有更为相对的迁徙自由权。
  • 行政自制理论的功能分析
  • 行政自制理论是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行政法学新课题。该理论一方面是基于对立法和司法的功能不足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基于对我国行政自制现象普遍化和内部行政法重新崛起的总结。行政自制理论的提出,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以立法和司法为中心建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体系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模式,其对于行政法学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拓展以及行政法学内容体系的完善均具有变革性意义。
  • 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选择
  • 量刑规范化以实现刑罚的公正为价值追求,通过量刑规则的具体化,来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使司法过程中法官无滥用权力的可能,进而使相同情况得到相同处理。然而,目前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自身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其价值追求的实现程度。因而,研究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的选择意义重大。量刑规范化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在实体法的领域尝试,也可以在程序法领域设计方案,并将两者联结,以保证量刑规范化的价值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 从法定刑到宣告刑之桥梁的构建——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蓝本对量刑基准的解读
  • 量刑基准经由量刑原则得以解释和展开,并为架设从法定刑通往宣告刑之桥梁提供了设计蓝图与建筑材料,量刑方法则是桥梁的具体施工,在经过报应与预防两座索塔的搭建,将各种量刑因素依照作用大小固定到索塔之后,最终到达宣告刑之彼岸。
  • 德日刑法主观违法论探究
  • 德日刑法中主观违法论的理论基点在于将"法"理解为命令,将"法规范"解释为命令规范,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作为命令规范的法规范之指向对象只能是能够理解命令的责任能力者。因此,责任能力的具备与否决定违法的成立与否这点才是主观违法论的核心内容。
  • 中美竞技体育中赌博犯罪比较研究
  • 赌博以及赌博犯罪在中美两国都是古老而又日益弥新的事物,但是,由于体育事业发展不同,对赌博行为的观念不同,中美两国的竞技体育赌博犯罪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竞技体育赌博犯罪立法比较全面,从非法赌博犯罪本身到赌博设施非法行为、赌船犯罪、彩票犯罪等都有规定,而中国则除了赌博罪之外其它方面付之阙如,这和中国打击赌博犯罪以及逐渐猖獗的竞技体育犯罪的实际需要很不一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 回归法律关系根源的时效制度
  • 时效制度作为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国家得以确立。但由于时效制度法源久远,其内涵在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化,而现代学理将应用性作为时效制度的基础的思路,随着新型权利形态的不断产生,使得时效制度的准确把握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混乱。事实上,时效制度同任何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解决的仍然是人类利益的冲突和分配问题,所以回归法律关系本身,从权利的差异性寻求时效的基础应当是正本清源之道。基础一旦明确,何种权利适用何种时效制度的问题也自然得到解决。
  • 社会企业对我国传统公司观念的挑战——再论公司的营利性
  • 目前要在法律上突破我国公益事业所面临的营利性瓶颈,就有必要重新探讨和认识公司营利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营利性的主要学说,在阐述公司目的营利性的意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司营利性并阐释《公司法》对公司营利性的应有态度。认为公司事业目的的营利性并不必然地与公益性相对立,《公司法》也没有禁止公司在章程中不得记载不向股东分配剩余利润的内容,故在充分考虑并保障股东对公司享有份额的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利用公司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企业的组织载体,开展可持续的经营性公益活动,给我国传统的公益事业带来新鲜活力,促进我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
  • 母子公司破产中的利益衡平
  • 母子公司破产与单体公司破产相比较,涉及到更多的利害关系人,利益冲突不仅仅发生在破产公司的债权人之间,还牵涉到与之相关联的母公司(或子公司)的股东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由此,针对于单体公司破产制定的规则面临母子公司破产时,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基于公众选择偏好的实证考察
  • 我国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条件和当事人的解纷实际需求实质性地塑造着我国解纷机制的样态。从对基层民众所经历的民事纠纷类型、解纷选择的偏好以及对解纷结果状态认知的实证分析来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必须回应地域解纷差异的需求,策略性发展解纷机制,深化解纷机制的公益性运行与市场化运行机制,建立多元解纷体系的保障促进机制。
  • “诉”论
  • "诉"是罗马法上的重要概念,是罗马法诉讼程序的核心,也是现代诉权理论的起点。"诉"是一个具有多元含义的复合概念,其内涵包括诉讼程序、诉权和主观权三个方面。"诉"有两个主要来源,即市民法和裁判官法。市民法之诉是以市民法上的权利规定为前提;而裁判官法之诉不需要以市民法的权利为前提。"诉"是诉权理论的前身,诉权理论在"当事人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罗马法上的"诉"的理论对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我国执行机构权力配置的理性考量
  • 基于理论层面的执行权性质、法院复合性功能等宏观视角,在当今中国,执行机构设在法院更具合理性。从执行权能、执行异议审查处理等中观考量,执行局内设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裁决机构,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微观上,执行机构自身要以统一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配置为切入点,管案、管事、管人,建立体现执行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执行员管理制度。
  • 工作权之再认识——与劳动权相比较视角下的展开
  • 在将工作限定为职业从属劳动的前提下,工作权意指劳动者所享有的,获得就业保障和职业安定的权利。工作权与劳动权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工作权是劳动权体系内的核心权利之一。工作权可以划分为未就业者的就业权以及已就业者的职业安定权。就业权是指未就业的劳动者在寻求建立职业从属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获得国家就业辅助以及自主、平等就业保障的权利。职业安定权是指劳动者就业后所享有的,获得职业安定的权利。
  •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中的运用
  •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充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控制犯罪、保障人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部门中运用时存在着逮捕数量过大、"以捕代侦"普遍、目的手段错位、贯彻难以到位、处理有失公允、缺乏协调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运用。在检察工作中如何把握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中的"严"和"宽"的正确运用,做到不枉不纵,是新时期检察干警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 积极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手段——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 积极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手段,不断提高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公安机关服务大局、服务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通过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从实践中探索总结出"六项机制",从而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 [国际司法前沿]
    世界正义的发展与主权利益的选择——国际人权司法化与中国立场(何志鹏[1] 孙璐[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化:成就与挑战(王彦志)
    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司法路径探析(姚莹)
    家国视野下的唐律亲亲原则与当代刑法——从虐待罪切入(沈玮玮 赵晓耕)
    探究中国本土法文化:清朝藏族法制的初步解读(南杰·隆英强)
    论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共生关系——以美国和欧盟为例(杨小敏)
    行政自制理论的功能分析(卢护锋)
    量刑规范化的规范方式选择(李洁[1] 于雪婷[2] 徐安怀[2])
    从法定刑到宣告刑之桥梁的构建——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为蓝本对量刑基准的解读(刘军)
    德日刑法主观违法论探究(刘瑞瑞[1] 郑军男[2])
    中美竞技体育中赌博犯罪比较研究(徐莉[1] 黄晓亮[2])
    回归法律关系根源的时效制度(袁忍强)
    社会企业对我国传统公司观念的挑战——再论公司的营利性(薛夷风)
    母子公司破产中的利益衡平(邢丹[1] 蒋景坤[2])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基于公众选择偏好的实证考察(梁平)
    “诉”论(巢志雄)
    我国执行机构权力配置的理性考量(童心)
    工作权之再认识——与劳动权相比较视角下的展开(王天玉[1] 仇晓光[2])
    [吉林法律实务]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中的运用(王文生)
    积极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手段——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吕锋)
    《当代法学》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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