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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从晚清修律官“固有民法论”所想到的
  • 百年前晚清修律官提出我国古代存在“固有民法”,坚持把符合国情的某些民事法规编人新的民律草案中,实在难能可贵。由于修律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们对固有民法的论述远不全面。从西周至唐代,古代民事法律观念和民事立法都很明确很完善,宋代以后民事立法更是不断充实,这证明我国古代固有民事法律具有诸多特点:第一,制定法的分散性与民事法律渊源的多样性,包括流行于各地的民事习惯、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礼俗等。各种民法渊源在协调国、家、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中,各展所长,共同为用,弥补了民事制定法的缺失。第二,契约关系体现平等、自由、依法的原则。第三,婚姻继承受宗法支配。第四,民事案件有特定的诉讼程序,其诉讼程序简便,审判方式灵活,既严明州县官的司法责任,又赋予其审判上的权变。可见,外国学者所云“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旧说,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发达很早,其形成过程有特殊的路径和本土化渊源,我们不可盲目仿效西方法律的发展模式。
  • 论原旨主义内部的理论分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Heller案为例
  • Heller案是新旧原旨主义直接交锋并以新原旨主义为裁判依据的案件。原旨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原初意图;原初理解;原初公意。在非原旨主义者的批评下,原旨主义已经不再是内在一致、统一的理论,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原旨主义的理论意义,虽然原旨主义不能作为宪法解释的终点,但可以作为起点。
  • 论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 预防原则是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之一,在不同国家的食品安全立法中表现为基本原则、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方法。科学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的前提;根据风险预防原则采取措施要符合比例原则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后续的定期审查考核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必要性。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将预防原则落实为具体的规制制度。
  • 论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
  • 现代社会行政权已广泛介入到传统的私权领域,民法和行政法两个法律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渗透的趋势,民法和行政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存在大量的交叉、重合的情形这使当事人的同一行为有时具有了多重法律属性,这样就会形成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关系,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争议,导致民事与行政案件的交叉。在司法解决上,又因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诉讼解决途径,不仅影响纠纷的及时有效的解决,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因此,应当有条件地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在民事诉讼中予以合并审理。
  • 再访量刑基准——一个实体性的判断标准
  • 国内学界对量刑基准的界定,虽然指出了量刑基准的某些特点,但并没有准确把握其内涵,因而存在着不全面或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缺陷,并不具有可取性。其实,量刑基准不仅关涉从评价的范围上对量刑幅度进行限制,而且包含从评价的方法上对量刑结果进行判断,因而是一种双重的存在。量刑基准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刑罚幅度,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某种确立程式,确立程式使量刑基准获得了量刑规范的意义,应该成为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基本选择。
  • 论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
  • 危害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和侵害的危险,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危险的行为,犯罪的本质属性决定任何犯罪必然导致危害结果,这决定了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犯罪的本质和危害结果的概念决定了只有为主观故意所认识的危害结果才能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不存在不被主观故意认识却影响犯罪定罪量刑的客观超出要素。危害结果的刑法功能通过对犯罪的分类体现出来,我国刑法学以危害结果为标准对犯罪的分类存在一定混乱,这源于对危害结果概念认定的摇摆。犯罪的本质决定了所有犯罪都是结果犯,应当取消行为犯和举动犯的称谓,而换之以危险犯。
  • 论共犯罪数的判断基准
  • 关于共犯的罪数判断标准,学界主要有正犯行为标准说、共犯行为标准说、分割可能性说、不作为犯类似说等学说。通过分析德、日等国刑法理论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的讨论,共犯的实施方式以及违法性判断与单独正犯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区别,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共犯问题的特殊见解,在罪数的判断方面,共犯行为标准说应当予以坚持。
  • 论占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与范围
  • 在占有损害赔偿问题中,最具实践意义的是请求权基础和赔偿范围二者。由于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请求权基础除《物权法》第245条第1款后段以外,还包括《侵权责任法》第2条等相关规定。只有这些规范结合适用,占有损害赔偿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所谓占有损害,就是占有利益的损害,包括占有物使用利益的损害、收益利益的损害以及处分利益的损害三种形态。因为只有正当的占有利益受到损害才可以请求赔偿,所以只有有权占有的损害才是可获赔偿的损害。
  • 商事行为类型化及多元立法模式——兼论商事行为的司法适用
  • 当现实中出现不同于传统民事行为的私法行为,而既有的民事规则不足以解决因该商事行为而产生的纠纷时,商事行为规则因此而产生。按照交易中的成本支出与交易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同,可以将商事行为分为契约行为、组织合约和联合行为三种类型。比较学界三种商事行为立法模式,“有合有分”模式最为适合我国现实,这也决定了商事行为在立法上会呈现为特别民法、单行法和组织法三种方式。在商事行为司法适用上,总体上需要贯彻两个原则,即民商有别和法院适度介入原则,当然,在贯彻这两个原则时,三种不同的商事行为在适用的程度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
  • 优先股制度与创业企业——以美国风险投资为背景的研究
  • 创业企业是研究优先股的理想情境。关于优先股在美国风险投资中的广泛使用,税法解释不仅其内在依据是反事实的,对优先股在创业企业中所发挥功能的观察也是片面的。优先股在创业企业中发挥了独特功能,它所提供的灵活性容纳了融资过程中投资属性的差异,迎合了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实现了企业控制权在融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转移,提供了企业权力在投资者之间配置的必要张力,从而促成了资本与创意的结合。美国关于公司创设不同种类股份的规定已经打破了称谓、概念上的局限,促成了公司融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检讨与创新
  • 我国法官遴选制度存在如下弊端:对法律专业学习资历要求过低,弹性过大;法律工作经历认定范围过宽;职业培训资历要求或缺;法官遴选程序不规范;缺乏专门的法官遴选机构等弊端。创新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明确规定法官任职资格中的法律专业学习资历为全日制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将法官职业培训与法官遴选相结合,完善法官职业培训机制;成立专门的法官遴选机构;确立科学规范的法官遴选程序。
  • 论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
  • 法院体制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在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修改宪法,将法院独立审判制度宪法化;改革现行法院体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域,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分离,以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整合现行法院结构,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设置为初审法院,将高级法院设置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以区分初审和上诉审,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实现司法公正。
  •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中国问题及程序上的应对——对几起“记者被抓”案件的省思
  • 法治发达国家在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了司法对媒体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宽容,力求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价值平衡。在中国,不成熟的传媒与独立性不足的司法,共同面临着强大行政权力的干扰。司法应为媒体提供保护是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特殊问题。刑事诉讼程序应为被追诉的媒体人提供如下司法保护:以变更司法管辖规避媒体被追诉者的诉讼风险;以构建审前司法裁决机制为依托实现对被追诉媒体人的保护;强化上诉审对媒体被告人的程序性保护功能;运用司法裁量权实现对媒体被告人实体利益的保护。
  •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与运用——两种心理学的视角
  • 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由人格尤其是犯罪危险性人格体现,当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缺乏对人格的重点关注与科学调查。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视角,应通过人格测量技术尽可能准确地查明未成年人的人格,其中五因素人格模型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视角,应以“向善的建构”原则运用社会调查的结论,以善的人格作为出罪轻刑的依据,而恶的人格不作为人罪重刑的依据,使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向善的方向建构。
  • 论就业歧视的狭义界定——我国就业歧视法律规制的起点
  • 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只有简单的立法框架,关于认定标准和界定规则等核心问题仍没有解决,受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作法。遵循基本法理并以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为导向,提出就业歧视的狭义界定标准,不采纳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的类型划分,并将就业歧视限定在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的行为阶段,其法律关系清晰简单而便于操作实施,可以作为推进我国就业歧视法律规制的起点和基础。
  • 论我国构建民生财政的法制保障
  • 民生财政是指在特定价值理念指导下依托法制的力量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财政收支活动。民生财政不能简单地依托增加民生领域的支出、加大民生支出的比例而达致,必须构建一套包括财政预算制度、收入保障制度、支出方式制度、绩效管理制度在内的从收支计划的确定、执行到效果监督的完整法制体系,并着力解决民生财政法制化过程中面临的权力与权利配置、制度刚性与弹性协调、不同价值之间平衡的问题。
  • 劳工集体维权机制探析
  • 日趋频繁、剧烈的群体性劳资冲突充分暴露出我国劳资博弈的失衡、劳工权益的无保障。究其根源,在于劳工集体维权机制的缺失,缺乏必要、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劳动条件集体谈判是劳工集体维权、自我保护进而预防、化解劳资冲突的最有效途径。为此,工会必须切实改造,成为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社会团体。
  • 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美国双边豁免协定的合法性问题
  •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三种情形下对《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这是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重大障碍。美国为防止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国民行使管辖权采取了多种手段,其中一种重要手段是美国根据自己对《罗马规约》第98(2)条的解读,与其他国家缔结所谓的双边豁免协定。虽然美国双边豁免协定并不是《罗马规约》第98(2)条所指的“国际协定”,但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美国双边豁免协定仍然是合法的双边协定。这对于那些既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又与美国缔结了双边豁免协定的国家而言,它们可能面临着双重条约义务,并由此导致国家责任。
  • 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体系下的国际公共领域探究
  • 国际公共领域不仅仅是国内法框架下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与表达的总和,又基于各国的法律、政策、时间以及习惯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国际公共领域主要包括具有国际公共领域地位的、明确不属于任何国内法的专有权利范围的知识产品以及其他在任何国内法的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届满的知识产品,即使受到各国国内法有关使用方面的诸多规则的限制仍可以自由获得的知识领域以及更多地以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管理人或集体义务的身份为特征或者以通过集体授权而加以使用和受益为特征的国际公共领域的概念。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体系应当是在公共获得与私人利益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确保国际公共产品的传播得以发挥最大效用,然而其从本质上便利甚至促进某些知识产品从国际公共领域转化成私权领域的政策的产生,甚至可能会超出其本身范围在有争议的政策基础上产生专有权利,但同时它又为国际公共领域的明确及维护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基础。
  • 关于政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全面把握国内外形势、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政法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责任部门,每一项工作都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此新课题,政法机关应当发挥如下作用:第一,把握方向、找准政法机关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定位,应当把握四个目标、五个原则、三个途径和一个核心。第二,履职尽责、全面落实社会管理创新重点任务,当前尤其要突出六项重点工作。第三,提高能力、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可靠保障,政法机关要始终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科学化水平”上,进一步提高四方面能力。
  • 新时期加强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 法院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新时期、新任务对法院调解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当前,在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要正确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科学内涵,坚持自愿、依法、民主调解,围绕“诉讼难、执行难、息诉难”的问题,着力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实现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发展和工机制作创新。
  • 《当代法学》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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