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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
  • 按通常观点,“中国当代文学”(以下简称“当代文学”)是一九四九年开始而下限尚不确定的中国文学,它至少已有五十多年近六十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现代文学”,若论复杂性和历史含量,并不逊于“现代文学”时期。
  • 《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
  •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目前已有多种概括方法,在文学分期上也提出了多种方式,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名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和即将有多种问世。不过,本书仍继续沿袭那种将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处理方法。按照这一划分,“现代文学”在时间段落上,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四十年代末期的文学,而“当代文学”则指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
  •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当代文学只是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是特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过程,它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未来社会的理想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检验,所以,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精神特征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曲折和不稳定性,它始终具有与社会生活实践保持同步探索的性质。对这样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开放性和整体性两大特点。所谓开放性,即指它并不是一个形态完整的封闭型学科,无论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还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时间上都缺乏明确的下限界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并没有让这门学科完全脱离现实环境的影响,把它放在实验室里做远距离的超然的观察,对于这门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始终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所谓整体性,是当代文学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与由于政治原因暂时还分裂成另一个特殊行政区域的台湾地区文学,与殖民化了一个多世纪于今终于回归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构成一个完整的、难以分割的文学整体现象,但目前它却无法沟通、涵盖这些文学现象。
  •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
  • 一九八○年,郭志刚、董健、陈美兰等来自十所高校的十八位教师集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作为文科教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十多年来,该书一版再版,被许多高校所采用。由于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深入,这部老教材尽管在一九八八年进行过一次修订,但总体看来已不能适应当代大学教学的需要,如要做重大修订,原套班子已不可能再一次集体写作了。恰遇原十所院校之一的南京大学成立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这里又集中了一批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师和博士生,遂借这股力量,再起炉灶,重编此书。我们深知,现在来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件十分吃力而又难以讨好的事。尤其在已有众多此类著作和教材的情况下,试图再写出一种新的来,就更加吃力,同时也面临更大的不讨好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这样做了,目的是想努力表达出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看法,以满足此课教学之需用。我们一直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力就在于他的理性批判精神,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既不是为当前流行的那种虚假科研的量化指标撑门面,也不是想在学术观点上标新立异,而是想把那些接近历史本相的真谛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让人文意识真正进入文学史教材。
  • 布道者李何林
  • 后代人看自己的前辈,如果背景相差很远,对有一些人的行踪是难以理解的。以书本的教条去要求前人,是现在的学者常常犯的错误。有时看历史人物的评价,差异是那么巨大,所以当我也想品评别人的时候,就有忐忑不安的一面,不知道怎样下笔。过去也有过妄谈历史的毛病,自知有些滑稽。但毛病依旧,那也是没办法的了。比如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信仰什么的时候,精神上便易呈现出单纯的色调。钟情于安那其主义的巴金,沉浸在佛学里的丰子恺,其文本都不那么复杂。学术研究好像也是如此。有驳杂的学人,也有单纯的专门家。单纯也许不深刻,没有丰富与深切感,但那清晰的思路与思想的张力,往往给人以深深的印象。这样的看法对么?于是便想起拿历史的人物做个案的分析,想来想去,便想起了李何林先生。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 快与慢,轻与重——读铁凝的《笨花》
  • 笨花这个小村庄的肖像是从几户人家的黄昏生活开始的:西贝家封闭式的喝粥、猎兔和女人的叫骂;向家换葱、买鱼和添煤油;身穿紫花大袄的“走动儿”穿过整个村庄和另一个女人幽会……这幅肖像气韵生动,肌理细密,浮动着浑厚的乡土气息。这些是日复一日的生计,亘古不变似的。亘古不变当然仅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对于日常生活的敬重。人们可以在《笨花》之中发现许许多多带有烟火味的细节。这些细节踏踏实实地安放在平常的日子里,不可或缺。
  • 在轻与重之间飞翔——读铁凝长篇小说《笨花》
  • 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村子,写了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写了几户人家里的几十个人,几十个人中又浓墨重彩地写了一个叫向喜的男人。这个名为笨花的村子,本来平淡而又平凡地栖居于历史的褶皱深处,就因为这个叫向喜的卖豆腐脑的农民,它便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这近五十年的历史风云有了撕扯不开的勾连,而这段历史便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不远不近的背景。
  • 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的叙事伦理——论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
  • 一、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如何相处 写作就意味着选择,面对二十世纪前、中期的中国,有的作家仅看到了飘浮于世俗烟火之上的胭脂水粉,更多的作家只看到了兵荒马乱的激烈纷争,但铁凝在长篇小说《笨花》中看到了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如何相处,发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暧昧性与相对性。
  • “中国形象”和汉语的欢乐——从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说开去
  • 一、语言形式的快感 陈超你一直研究当代小说,并关注铁凝的创作,今天咱们谈谈她的长篇小说新作《笨花》。这部作品从意蕴到技艺,都很丰富,包容力很强,留有宽大的解读空间,采用“对话”的方式可能有助于彼此激发一些新想法。
  • “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专辑——文学传媒与“文革”后文学生态
  •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学传播与文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渤海大学、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于二○○六年九月八号至九月十一号在辽宁锦州联合举办“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我们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发一组,以飨读者。 九十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影响力不断强化。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传播接受史。通过考察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渗透,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 在选发的论文中,尽管表述不完全一致,但不约而同地谈到文学环境问题。这表明,在一个媒体时代,传媒的价值趋向与文学环境的基本状况密切相关。在生机与混乱并存的当前文学生态中,文学传媒不仅要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还应该积极地去改善和重塑文学环境。
  • 困境中的文学期刊与因循中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生态环境考察之一
  • 一个作品从作家的构思、创作到摆到读者面前,要经过很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作品创作、传播及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作家和作品,还有生产机制、传播机制等等。博尔赫斯曾经这样定义文学经典:“古典作品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阅读的书籍,仿佛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邃,不可避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我重说一遍,古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有某种优点的书籍;而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他强调的不仅仅是作品的内部特质,而且还有“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阅读等外在因素。这些外在因素是作品赖以成长的生态环境,它们虽然未必直接参与作品的创作,但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文学期刊处在作品走向公众的传输带的中间环节,它通过对一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塑造在无形中参与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伴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兴盛、知识分子不断增长的个人意识及参与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强烈愿望而成长起来的现代期刊,曾经在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 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
  • 朋友约我写点主编《上海文学》的体会文字,我当然是十分乐意。这令我想起去年《上海文学》杂志策划的两场活动:一场是九月上旬与甘肃文学院、文学报等单位一起举办的“甘肃小说八骏”上海之行的大型研讨会;另一场是九月底与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上海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举办的中法作家文学对话会。中法作家文学对话会其实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叫做“两仪文舍”。现在我把它借用过来,作为本文所要表达的《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其“两仪”,正好用来指刚刚举办的两场活动:西部文学与西方文学,虽一字之差,却代表了当今文化的两端。
  • 为什么要对青少年进行文学教育?
  • 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本书,是关于法国作家雨果的传记,书里面有一句话的意思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法国作家雨果从小深受贵族母亲的保皇思想影响,但其作为共和派军人的父亲却说,男孩在少年时代多受母亲的影响,但成年以后就以父亲的影响为骄傲了——原话记不清了,大致的意思是不错的,虽然我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但还能时时回忆起当初诵读这句话时的感受,因为它印证了自己在成长历程中曾经有过的这样的经验。
  • 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 由《当代作家评论》、苏州大学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主办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二○○六年五月七日在江苏常熟召开。国内二十多位知名学者、教授、评论家、作家从多角度、多方面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充分的学理探讨。这次会议的特点不是针对贾平凹的某一部作品,而是就贾平凹三十多年的文学写作进行整体的学术探讨与定位。专家们分别对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作品给予了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 历史的想象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长征”书写
  •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仍斗志旺盛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征服千难万险、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在中国的大西北会师,这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漫长的革命军事行动被命名为“长征”。虽然在长征的起止时间等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某些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长征整体意义的阐释。长征不但是中共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撼人心魄的“传奇”和“神话”。对于作家而言,长征无疑充满着无尽的诱惑,它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一块备受瞩目的文学“策源地”,不断地激起不同时代的众多作家探寻和书写的欲望。
  • 从九十年代出发——关于张学昕的文学批评
  • 张学昕的诚恳、仗义与豪爽给任何与他交往的朋友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学昕在东北汉子的粗放中还兼具细腻的风格,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我与学昕的交往始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高访的时候,他请我做指导教师。实际上我们年龄相差不算很大,应该是朋友,既然需要这样的形式,我也只有欣然从命。学昕在学校里还任着课,只是不时到北京转转。高访的一年多时间转眼就过去,但此后多年,学昕时常都有电话来问寒问暖,可见他这人做人颇为念旧。学昕在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有相当一段时期步入政坛,正当前途曙光现露时.他却激流勇退,回到学术上来,在高校里任教。学昕曾经表示过,他重新选择文学的必要和聪明。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就是宣布放弃了无数种别的方式。他说:“没什么可遗憾的,我选择了并且努力去做了。因为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坚持下去。我很满足这种简单的无忧无虑的阅读、写作和教书生活。”学听回到学术上来几乎是怀着巨大的热情,他全神贯注于当代文学尤其九十年代的文学变异,追踪着最新的文学轨迹,从这里清理出一条通往文学真谛的真实道路。
  • 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理论解读
  • 文学理论的产生不同于文学创作。或者说,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都可以相对超越些,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的情趣,可以自成一统地创造个性化的艺术。而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成,则更多地需要依赖历史的积淀和升华,需要依赖客观现实语境的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作为特定时期的现时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它自觉而勇敢地充当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先锋性角色,它作为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中的一种初始化形态,尽管还有种种的缺陷、偏颇乃至迷失。但它毕竟是率先代表了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并某种程度地蕴藉着许多对当下对未来的启示或隐喻。
  • 论“十七年小说”的叙事张力
  • 当代文学史概念上的“十七年文学”虽然从一九四九年起始,但其叙事成规是依据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立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作家们无论是主观的创作立场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都着力于体现《讲话》精神,因而“十七年”的小说文本从思想内容到情节处理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公式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悬置在头脑中的已有成见,耐心进入文本的叙事层面,就会发现作家们个体的精神劳动不但丰富了单一刻板的叙事成规,而且引起了既定成规内部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十七年小说”文本的叙事张力。张力的存在不但凸现了这一阶段文学的丰富性,而且保留了其他任何社会历史文献中都不会出现的矛盾元素,这不仅是“十七年文学”的宝贵价值所在,也彰显了“十七年小说”叙事的现代性特征。本文将从情节和人物这两个核心的叙事元素入手,考察它们在不同的叙事类型中的构成规律和张力表现,进而讨论张力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以及由此凸现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特质。
  • 《梦回青河》:“抗战记忆”中的人性叙事
  • 於梨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一九六三年问世时,被徐汗称为自己“读到的第一部以敌伪时代地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尤为“值得我们珍视”。徐汗的话表明,在於梨华写作《梦回青河》的五六十年代,人们期待着读到描写刚刚成为历史的抗战时期生活的作品。我们已经熟悉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抗战时期生活题材的小说,《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抗战生活题材“经典”立足于阶级战争的立场,刻画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人形象,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抗战史”成为“党史”的一种注释。那么,在境外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抗战时期生活是如何得到表现的呢?《梦回青河》提供了一个值得审视、回顾的文本。
  • 重新发现乡村——读韩少功的《山居心情》
  • 最近几年,由于城乡差距的逐步拉大,“三农”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也越来越变成一门“显学”。而在众多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中,贫困、落后、艰难、不适合居住等等是最为常见的修饰词。于是乎,便有了这样的主流的声音:按照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大量地减少农民和农村,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部分农民变成城里人。但是,贫困和落后等等真的可以描绘全部的农村生活吗?农村和农民的问题真的必须是通过被取消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吗?农村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扮演的只是一个“问题角色”吗?韩少功通过他的《山居心情》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倾向于否定的答案。
  • 感悟生命的执著与淡定——读徐连源的《台上台下》
  • 生命本身的厚重给予了每个生命个体丰富的人生体验与情感资源,但是,生命个体就像是一个折射的镜面,由于其心灵的质地各不相同,而折射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异的生命体验。虽然,生活的历练是一个作家创作生命中最珍贵的灵感源泉,也是其孜孜不倦的执著写作的力量之源,但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生大起大落的沉浮之后依然能保持着一颗坚忍、谦逊、悲悯、宽容的心灵。大连作家徐连源的文学随笔集《台上台下》就是这样一部满怀着作者真挚情感的散文作品,作者在历经沧桑与成功的生命旅途中,始终秉承着一种淡定、平和的心态来回望并重新整理、建构自己的生活、生命体悟,体现出了他执著而淡定的心灵质量。
  • “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对陈染作品的一种解读
  • 陈染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累斯嫔”(lesbian,意为“女同性恋”)的写作,这不仅表达了她对复杂人性的深切关注与同情,而且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累斯嫔”不仅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性爱方式之一种,它也是对被传统观念视为“正常”的强迫的“异性恋”的颠覆和否定,是打破父权文化秩序及其文明规范的有效形式。
  •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漫说艾伟和他的《爱人有罪》
  • 二○○四年,艾伟发表了《中篇1或短篇2》,这是一个开放的系列作品,可惜后来没有再写下去,当时,我曾以《绝处逢生的艺术》作了短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人兼主人公的方式展开叙述的,故事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一位中国军人(“我”)负伤后被俘了,故事就是叙述负伤、被俘、逃跑的过程。将中国现代战争文化与战争伦理中成长起来的军人置于光荣与屈辱、生与死、人性与兽性等两难处境之中,我以为作品最精致的地方就是对这种绝境中人物心理的开掘,给人物一个非常态的环境能使其逼出许多连人物本身都会惊讶的想法,会看清自己心灵深处平时无法看到的幽微,也会促使自己的心智超越常规从而对惯常的观念产生意想不到的摧毁。比如小说中的“我”,说他怕死,他自己都不信,被俘之后,他就没想活过,在战俘营,他千方百计地去做的事就是自杀,但是,当死亡真的来临时,当生命在倏忽之间即将飘逝时,他感到了恐惧,他一方面为自己感到羞愧,一方面却又乐于接受这生死瞬间所得到的敌方(美军托马斯)的救助,充分地、放纵地、如婴儿般享受生命重返后的温暖。又比如,他认为自己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搏杀,他痛恨托马斯的下流无聊,但他同时发现自己无法摆脱托马斯出示给他的那些女性的裸体照片,正是这些女性胴体的影像唤起了他对生活的另一种欲望,甚至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往的生活,从记忆深处打捞出许多美丽而温情的碎片。
  • 身体与灵魂驳难中的“罪与罚”——读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
  • 一、身体与灵魂的流变、驳难 八年前,当“这个城市还很朴素”的时候,俞智丽穿着时髦的裙装走过西门街,小伙子们长时间地跟踪,她“则抬着高傲的头,一脸的厌恶,但内心无比兴奋”,“俞智丽感到身体里总是涌动着什么,有一种蓬勃的歌唱般的气息,好像身上正有一些像五线谱一样的蝌蚪在跳荡”……她曾经对身体的在场多么敏感而自豪呵。
  • 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熊元义: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逝世七十周年。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些新的材料的陆续发现,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请您谈谈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鲁迅研究的状况和特点。
  • 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
  • 反抗遮蔽的过程美学——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 与已经问世的其他各种当代文学史相比,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以下简称《新稿》),最突出贡献是动态地呈现了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与复杂内涵。《新稿》将当代文学分为五个阶段(“五分法”),这种分期与流行的三分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五分法”抛弃了以社会政治转型为本位的政治优先原则,也抛弃了“去政治化”的“庸俗技术主义”原则,立体地凸显文学的审美生成的动力机制与变异模式。对于文学发展的延续与转折进行更加贴近文学本身的动态描述,巧妙地揭示了制约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复杂关系。这称得上是一种“过程关学”,这种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稿》的灵魂。
  • 忆施蛰存(《读书》2006年第6期)
  • 记得黄永玉和我谈过此事,极口称赞蛰存敢与鲁迅论辩的勇气。我想此事的由来大约与当时文坛京海之争不无关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林语堂开始,上海忽地兴起了一场晚明小品热。太阳社成员、过去曾批判过鲁迅的阿英、施蛰存等都编过晚明作家的小品.蛰存还编印了一套晚明、清人别集,还请周作人为原书题签,在鲁迅看来。是一股京海合流的“逆流”,就找机会加以批评。这就是“庄子与文选”之争的来由之一。
  • 黄裳先生(《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1期)
  • 先生文字,我最喜欢的是两类.一类是疲惫奔波于小铺、冷摊间,在尘封残卷中嗅得一点冷僻暗香便目光似炬,由此意趣自满地记下的精细把玩。这类“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搜书记录,令我感动的是那种书人无缘相见、囊中无力支撑的嗟恻。这些文字好处,也许就在欲罢不能的兴会淋漓中真挚表达着书人关系中的萦萦牵挂、绵绵难舍直至殚精竭虑。另一类其实是这一类所必然触发——只要枕席经史,迷上“纸白如玉、墨凝似漆”,自然曲径通幽。在书海流连中对春晕艳香痴痴地探渊。书中女人,本身就是比试文人雅士作文深浅无法回避的课题,不仅要比史料,还要比感花溅泪的悱恻。先生不喜欢那种炽热缠绵,他推崇明净中静雅朴厚的文字,更强调史料所获出人意外。他所记陈圆圆,要人看见姚雪垠学识浅薄。前后写过两篇长长的柳如是,读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后,又写《柳如是的几本书》,就为指出陈先生忽略了浙江图书馆馆藏柳如是的《戊寅集》的惆怅。
  • 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漫谈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
  • 洪治纲: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在面对长篇写作时,可能需要更好地整合自身的各种写作优势,在写作速度上再放缓一些,应该会出现更有价值的作品。因此,如果说有“瓶颈”,我觉得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这种“瓶颈”主要在于确立“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调整自己的写作资源,强化内在的思想力度,放慢自己的写作速度。
  • 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 张新颖:六十年代的人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信,他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你靠怀疑是没办法结构起一个独立的世界的。就是说,这代人可能善于把一个整体的东西拆散,拆得零零碎碎的,这个他们是擅长的。你让他们把一堆被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再建构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可能很困难。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多少人会认同,我基本上是认同的。我们也有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不信的,不信的世界观是没办法建构起一个世界来的。这个涉及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在我的理解里面,它们的根本区别是,长篇小说是靠它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建构起一个自足、独立的世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长篇小说之外的东西来解释、来成就。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的世界是不封闭的,是开放的。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点、一个面、一条线可以暗示一个比这个短篇小说写出来的世界更大的世界。但是长篇小说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你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完全不需要到小说之外去找因素和力量。但就我们这代人来讲,我们这个世界观是没办法建成一个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帮助的世界的。
  • 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上海文学》2006年第6期)
  • 如果把编织故事的人理解为迟子建。把故事理解为她的文学世界,以及这个文学世界背后血脉相连的自然世界(山林、白夜、雪、炉火、云霞、月光、木刻楞房屋、会流泪的鱼……)。那么迟子建创作的原点可以理解为:对文学,以及“阳光和空气”会成为“背景”的戒绝,对主体会从“背景”中疏离出来站在“前台”而感到“无言”、“恐惧”。
  • 《二○○四——二○○五中国新诗年鉴》工作手记(《二○○四——二○○五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
  • 当《二○○四——二○○五中国新诗年鉴》最终定稿,不可名状的纷乱的喜悦袭来,我内心突然涌起当初“一九九八年鉴”付梓时的那种冲动。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是充满激情的人,但激情很多时候又是非常脆弱和易逝的,年鉴编委依靠民间的绵薄之力,穿越了似乎力不能及的重重困难和一次次挫折,竟然走到了第八个年头。我领悟到了一种持久的力量,体悟了生命所释放的酣畅淋漓。
  •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检讨(郜元宝)
    《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董健 丁帆 王彬彬)
    [学科研究]
    布道者李何林(孙郁)
    [铁凝评论专辑]
    快与慢,轻与重——读铁凝的《笨花》(南帆)
    在轻与重之间飞翔——读铁凝长篇小说《笨花》(韩春燕)
    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的叙事伦理——论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胡传吉)
    “中国形象”和汉语的欢乐——从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说开去
    [渤海论坛]
    “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专辑——文学传媒与“文革”后文学生态(黄发有)
    困境中的文学期刊与因循中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生态环境考察之一(周立民)
    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陈思和)
    为什么要对青少年进行文学教育?(陈思和)
    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陈思和 丁帆 苏童 穆涛[整理])
    历史的想象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长征”书写(胡玉伟)
    从九十年代出发——关于张学昕的文学批评(陈晓明)
    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想理论解读(赵凌河)
    论“十七年小说”的叙事张力(郭冰茹)
    [作家与作品]
    《梦回青河》:“抗战记忆”中的人性叙事(黄万华)
    重新发现乡村——读韩少功的《山居心情》(周展安)
    感悟生命的执著与淡定——读徐连源的《台上台下》(娄佳杰)
    “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对陈染作品的一种解读(王璐)
    [艾伟评论专辑]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漫说艾伟和他的《爱人有罪》(汪政)
    身体与灵魂驳难中的“罪与罚”——读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有罪》(金理)

    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熊元义 郑欣淼)
    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
    [新作网页]
    反抗遮蔽的过程美学——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黄发有 林建法)
    忆施蛰存(《读书》2006年第6期)(黄裳 林建法)
    黄裳先生(《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1期)(朱伟 林建法)
    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漫谈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及其长篇小说创作(《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洪治纲 李敬泽 汪政 朱小如 林建法)
    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程德培 张新颖 林建法)
    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上海文学》2006年第6期)(金理 林建法)
    《二○○四——二○○五中国新诗年鉴》工作手记(《二○○四——二○○五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杨克 林建法)
    《当代作家评论》封面
      2010年
    • 01

    主办单位:辽宁省作家协会

    社  长:秦秋田

    主  编:林建法

    地  址:沈阳市大东区小北关街31号

    邮政编码:110041

    电  话:024-8850151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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