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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
  • 按照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说法,思想史有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三种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经典叙述中有一个不断的既是重复又是差异的自我突破过程,在20世纪语境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回忆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资源重建其当代形态的多元化展开过程。新世纪面对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命运、价值与可能的视野,是需要从已有的历史强制记忆中走出来,不断修复与激活其固有辩证法思想中的韧性的激进的能量,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发展这个“自在之物”本身。
  •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方法论超越——从社会工程哲学视角看
  • 辩证法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经历了物的辩证法、精神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社会工程等的历电演进过程。其中,社会工程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方法论超越。与实践辩证法相比较,社会工程具有设计与建构统一、整合与协调统一、时代与历史统一的优势,其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对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
  • 刺激应变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 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导致的运动变化,主要采取了“刺激一应变”的表现方式,其作用原理表现为:刺激主体作用于受激对象,而受激对象通过自身的应变以回应或反馈刺激主体的作用,从而维持或调整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刺激主体和受激对象在质和态等方面发生变化。在社会关系领域,刺激应变的作用形式广泛存在于人天、人际和人的身心之间。刺激应变原理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普遍联系论断的正确性,也使我们对事物间联系的具体样态有了更加深刻和明晰的认识。在刺激应变原理的视阈内,蕴含着中国发展的应有策略和做法。
  • 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成和现实意义
  • 共产主义是千百万共产主义者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纲领,也是他们一切活动的宗旨和准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本是19世纪40年代众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但是,马克思在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不仅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与恩格斯一起撰写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宗旨的《共产党宣言》,而且还从思想上批判和摧毁了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粗陋、空想和机会主义的流派,创立了划时代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博大精深,既包含有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意蕴,又具有不断实践和积淀的现实机制和维度,是在实践基础上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的统一。自觉地理解和践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的事业和生活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批判精神与人类解放——德里达解构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 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成为当下一个紧迫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已然给出明确解答。德里达以解构思维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获得反讽式表达,并且从民主的“将临性”视角阐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从而使得解构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实现内在共通。
  • 试论中西哲学“基因”的差异
  • 围绕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持续争论,暴露出哲学界对内涵不断变化之哲学缺乏性质上的自明。哲学之所以在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哲学的性质,最主要的是因为它如同生物种类的延续一样,存在着“基因”原理。哲学起源于人的智慧对世界本质的探索,从两千多年来中西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径看,两者一直分别朝着总体的本体论和分析的本体论方向发展,并分别受到本体论中“物质性”和“运动性”的基因控制。当中西智慧各自以特有的哲学形态面世时,便分别表现出“实践类比”和“概念推理”的不同内涵与性质。中西哲学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物质和运动的复杂关系,向哲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本体论”的问题。
  •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
  • 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多元社会,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意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评价标准被学者们抛弃,“如何合法化一个国家”的问题被“如何证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取代,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证成转向。证成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公共协商取代多数决定,其实质则是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再分配,即在多数掌握了强制权的条件下,因多元社会的形成而沦为少数的主流群体试图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抗衡多数,来继续维护其对社会的控制。就此而言,证成转向反映了西方主流群体对多元社会的一种忧惧,而这种忧惧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社会中究竟需要政治同化还是政治进化的问题。
  • 城市社会的文明逻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 城市化的推进使城市与文明的关系曰益复杂。城市与文明呈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负效应,但在总体上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城市的文明效应具有贯穿性、整体性、复杂性、裂变性。城市的文明效应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效应、社会分工效应。城市发展推动、激活、深化了人的主体性的成长及社会分工的多样化。确认城市一文明的多样性、可创造性,立足合理的人性假设建构城市制度,对于规范城市社会运行,推动城市社会的伦理化具有基础性意义。
  •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
  •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问题日渐突出,成为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邻避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邻避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外在表现为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土地用途上的冲突与对抗,其本质是复杂而系统的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的治理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立足于政府权力的DAD模式、基于市场交易的BCB模式以及以大众为中心的CPC模式。当前,CPC模式被公认为是更有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
  • 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
  • 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事实与价值、理解与规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由此,应采用一种超越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立场,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反对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社会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基于理解的或然性的因果规则,社会科学尽管并不拒斥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但它与自然科学依然有着重大的差异。
  •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厘清的几种基本关系
  • 当前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利益关系;不是市场机制决定是否发展混合所有制,而是我国利益关系的改革和调整需要借助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来实现。虽然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它们拥有共同的法人财产权,产权之间是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原则进行经营管理。要保证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依靠科学的顶层设计。政府、市场与国有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机械组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须进一步认清和理顺三者关系。
  • 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缔约分析
  • 实施混合所有制是我党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一个缔约过程,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施中充满了摩擦和冲突。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战略定位和职能、产业分布、企业融资能力、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走向与进度。针对混合所有制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需在重新审定国企战略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中间型和竞争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通过修正资本市场在信贷和上市融资方面的国有偏好,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内生条件;同时弱化国有企业的行政性治理,强化市场对企业治理的约束。
  •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 《天津社会科学》简介
  • 《天津社会科学》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1981年创刊,创刊三十多年来,《天津社会科学》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倡导“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新信息”,坚持探索,勇于创新,密切关注现实,致力于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活跃于理论前沿,并以一个个选题、重点栏目形成了刊物独具的特色风格。
  •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
  • 汪曾祺小说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
  • 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形式技巧和文体风格方面,也体现在个性气质和思想观念方面。正是在文章学传统的启发下,汪曾祺提出了“汉字思维”、以“节奏”代“结构”、“气氛即人物”等许多极传统又极现代的观念和主张,并且通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一种“气本论”的小说观念,一种“以文章为小说”的创作思维方式和习惯。以“气”为本,使汪曾祺获得了接受“意识流”的基础;“以文章为小说”,在促其完成小说文『本刨新的同时,也给他的创作思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束缚和局限。
  • 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
  • 中国有没有宗教?儒家是不是宗教?儒、道、佛三教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共融的信仰形式?这一系列颇有价值的“现代性”问题是我们开展华人宗教研究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通过对“中国无宗教”、“儒家非宗教”陈说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哲学充满了各种“宗教性”,置汉族人的宗教生活于不顾,试图说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或者说改造出一个现代“精神文明”体系,肯定是不可能的。“五四”后学者按西方基督宗教的定义,提出的“中国人宗教意味淡薄,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的说法需要反省。中国宗教虽然在教义、教会等形式上不如西方亚伯拉罕宗教那样突出,但在祭祀、庙会、法会等形式上却更胜一筹。中国近代传统的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文化史、经学史、文学史、地方史,甚至经济史中都有很多宗教课题的研究。目前的宗教研究亟须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即将“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分儒、道、佛,结合文、史、哲,兼及社、法、经等多学科,建立一门真正独立的“宗教学”,对“中国宗教”加以系统的研究。
  • 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
  • 近年微观史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某些新趋势。一方面,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历史写作展现出抵制简单真理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创新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了有关历史学碎化的种种争议,似乎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天然铸就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矛盾与隔阂。然而,事实上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而发掘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通道,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的路径。
  •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服务中央决策能“重庆共识”
  • 为贯彻落实《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学术期刊树立问题意识,更好地服务中央决策,2015年7月,由《改革》首倡并发起,22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在重庆研究协商,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服务中央决策达成如下共识。
  • [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刘怀玉[1,2])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方法论超越——从社会工程哲学视角看(田鹏颖)
    刺激应变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邱耕田)
    [学术评论]
    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成和现实意义(张奎良)
    批判精神与人类解放——德里达解构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卢德友)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试论中西哲学“基因”的差异(刘潼福)
    [政治哲学研究]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张乾友)
    [城市文明与城市化理论建构研究]
    城市社会的文明逻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陈忠)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维维恩·施密特;马雪松)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唐庆鹏;康丽丽)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郑震)
    [理论经济学研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厘清的几种基本关系(刘凤义[1,2];崔学东;张彤玉)
    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缔约分析(剧锦文)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韩超;张伟广;郭启光)
    《天津社会科学》简介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
    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李遇春[1,2])
    汪曾祺小说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郭洪雷)
    [文化史研究]
    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李天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邓京力)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服务中央决策能“重庆共识”
    《天津社会科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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