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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
  • 当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主要表现为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向带来了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从而也带来了政治理念的更新,使政治哲学走出了在传统形而上学语境中陷入的理论困境,促成了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
  • 辩护与批判:马克思人类学范式视野中的市场经济
  • 马克思是以辩护与批判的态度看待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马克思站在整个人类价值的历史高度,着眼于资本主义的世俗合理性和历史合理性,基于工人阶级的价值立场,考察资本主义的价值性,这是一种人类学范式的思考方式。以此种方式看待资本主义,就具体化为:作为其前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二重性;作为其过程的劳动之异化和社会关系之物化;作为其结果的社会时间之节约和入的全面联系与发展之可能。
  • 中西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异与沟通
  • 中西方文化两大传统的差异应当从存在论层面给予阐释。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神论、超验传统、自我意识、知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本质性地根源于其存在论及其解释系统。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论是不同于西方的样式,或可称之为整体性的、生成性的和人伦化的存在论结构,是融道、天、地、人等多样性的元素于一体而成就的自然主义。存在论的差异也展开了中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方式:对象性的超越和非对象性的超越。开展中西文化的交流应该正视两大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异,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存在论传统,开掘其当代意义,另一方面要克服对存在论的本质主义化,并发掘堪与西方存在论传统相提并论的西方生成论传统,从中寻求两大文化传统的交汇。
  •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
  • 主体间性是主体主义的一个附属问题,而主体是作为认识论转向之后,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作为世界呈现的接收者。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主体缺乏这种认识论的逻辑分化,因此其主体间性主要是以个体间的形式展开。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与辩证法存在着理论因承,在现象学中主体间性以内在时间的形式而展现。
  • 论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差异
  • 本文从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人性基础、目标、基本取向和实现机制等几个基本方面对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认为道德之性与自然之性、德性主义与幸福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感主义与理智主义等几个方面的区别构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理论特质。
  • 知识的悖谬与德性的超越——中西德性传统的差异与沟通
  • 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都是哲人从事哲学省思与生活实践的首要原则,但由于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作为理论和方法的知性之知在中国哲学的延承中逐渐趋于没落。而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勃兴促成了知识论的单向发展,同时导致了德性之知与实践智慧传统的自我遗忘。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在科学日益发展的时代,人愈是强调自身对于自然的宰制,却愈是滑向了物化的边缘;愈是置身于人所建构的外在物质世界,愈是造成自身精神世界的荒漠与德性的破缺。
  • 社会转型与价值观代际共同体
  • 社会转型对社会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价值观代际共同体的形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价值观代际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青年代和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价值观代际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使代意识日渐清晰,另一方面对代及代际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同时,社会转型使价值观的代际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价值观由成年一代单向主导向成年价值观与青年价值观互动转化;由现代性价值观向后现代性价值观转变。
  • 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
  • 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的诠释,吉登斯归纳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种典型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以这些范式为基础,在参考晚期现代性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吉登斯建立起新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既体现了对古典现代性理论的融通,也体现了对晚期现代性社会图景的重绘。
  • 以“德制”安排为路径去实现社会公平
  • 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公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无法回避这一点。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需要在双重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来认识:一方面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两个转型造成了社会公平问题产生之原因的复杂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中,社会公平是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却不是操作性的和技术化的方案,而是一场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过程,需要在社会主义德制建设中去谋求社会公平。历史发展的逻辑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再到合作关系的转变,在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必然是一个德制体系。
  •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世界典型国家政府角色的演进,与其说是观念和价值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的观点正得到认同,“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服务”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三重性,将中国定位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国家”。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建设综合了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规制—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完成从“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嬗变。
  •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 农民工与城市主体社会
  • 农民工大量进城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为研究农民工进城和融入城市主体社会的状况,笔者于2004年底与天津市政府流动人口办公室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调查,用抽样方法共调查流动人口1211人,同时进行了621户本地居民的相关调查(对照样本),以下使用的调查数据均取自该调查资料。
  •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演进与路径选择——解读“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
  • 依托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以迅速实现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在转轨国家现实的转轨进程面前逐渐丧失了解释能力,这推动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本文详尽解析了“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与扬弃,分析了“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内涵与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后华盛顿共识”对制度演进内在逻辑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强调、对政府角色的重新估价以及对经济转轨路径选择多元性的分析,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
  •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国经济转型目标选择的研究。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和谐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本文试图从市场经济类型、生产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问题谈些看法。
  • 警惕外资威胁我国产业安全
  •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应当关注外资对民族产业安全的威胁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在直接投资领域,外商通过产业控制影响产业安全的主要方式是:股权控制、技术控制、品牌控制以及通过并购进行控制,这种种控制极大地挤压了民族产业的生存空间。在商品贸易领域,外商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倾销危及新兴产业的创立、成熟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和战略产业的培育。
  • 中国情理文化与伦理协调型企业管理模式
  • 随着中国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对于中国式企业管理行为与实践模式的研究逐步兴起。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交往规则、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西方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运用于中国企业时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情理精神及其对中国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取向
  •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出现新变化,农业的弱质性、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都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层次、质量和方式提出新要求。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硌须调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取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其供给体系。
  • 文化资源论
  • 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由于“古典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对峙,使得西方文化在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由于“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早熟”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刚好使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功能上的补充关系,从而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思路。
  •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 话语、策略与权力——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 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以及中国学者在介绍现代主义时所遵循的叙述法则与传播策略。本文认为,在当时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西方现代主义知识合法性的获得,并非知识学层面的求真过程,而是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场传播运动中,中国学者始终遵循着意识形态制订的叙述法则,并以意向明确的传播策略赋予了现代主义知识的合法性。
  •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
  •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欲求,就是希望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是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一种策略,是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反抗。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最大问题在于方法的缺失,即无法找到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相比肩的研究方法。这恰恰显示了中国学派吁求的致命伤,即根本找不到所谓中国独有的比较方法。本文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提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的原因。
  •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
  • 以往我们对叙述者的关注,常常是追踪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固然十分重要,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探讨的小说叙述者的知情者身份,就表现了叙述人与故事中人物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知情叙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叙述形式上发生很大的改变。本文将在新家族小说和新追忆小说的对比中,分析和研究知情叙事独特的叙述形式。
  • 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
  • 近年来,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以及学科建设已经构成了学术界的一个十分显赫的议论话题。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对研究文学史学者的纷纷转向或说越位不无担心地说:“许多学者做现代文学研究,做着做着,就做到思想史方向去了。在一些大学,最热衷于谈论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是中文系的师生,反而不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看看每年的博士论文,许多做文学思潮、社团、流派和作家的,自觉不自觉也都往思想史方面靠,有的已很少谈文学,即使有一点文学也往往做成了思想史的材料。”
  • 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
  • 在学术界,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并引起广泛的关注,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有多大的价值和新意,而是因为这一问题被提出的时代、思想背景及其提问方式引起了人们探讨的兴趣。“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问题就是这样。长期以来,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领域一直较为薄弱,既没有严格的思想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更缺少一支训练有素的研究队伍。与此相比,文学史研秃阵地则出奇地庞大。但这也仅仅是从研究者的素质与阵地着眼而已,并不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少人问津或者处于荒芜状态。实际上,许多思想史上的问题探讨是由文、史、哲诸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在有意无意地承担着。
  • 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
  • 悄而不宣之间,思想史研究逐渐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书店里出现了大部头的思想史专著,学术界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相关问题,报刊杂志也对思想史研究给予了关切。而在这诸多关注间有一个问题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即为什么会出现由文学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的现象。不错,虽然将转向思想史研究局限为文学研究界的动向,可能失之过狭,但是,此说大致还是可以成立的,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几例加以证明。如陈平原、汪晖等现代文学界的佼佼者的转向,再如“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华侨大学的召开,等等。贺照田先生认为:
  • 思想史与文学史
  •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成了学术界争议的话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思想史热会再次湮没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当然,也有人乐观地期待,思想史的视阈肯定会给文学本身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因为,虽然意识到存在“文学本身”,可是多少年了,似乎也没有人能够把“文学本身”说个一清二楚。这么看来,“文学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它有自己的规定性,可是它的规定性如同一个谜,摸不着,看不透,正是它谜一样的规定性,吸引着四面八方局外“闯入者”前来探索。
  • 中国传统农业灾害观的早期形态
  • 周秦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农业迅速发展,以农具改良、优良动植物品种培育、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等为标识的传统农业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农业开发进入区域性整体开发阶段。农业发展中各种灾害问题日益突出,减灾防灾活动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在农业灾害的防治过程中,周秦两汉时期传统的农业灾害观和农业减灾思想基本形成。
  • 宋代人才之盛探源
  •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人才发展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明代学者徐有贞有过这样的评价:“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个评价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岂止与汉唐相比,与明清比较,“宋代人才不仅在绝对值上占有显著的优势,而且在密度、比率和年均数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密度和比率占有压倒优势”。关于宋代人才之盛的状况,学术界已有专文论述,而对于宋代人才繁盛的原因,尚无系统的阐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做探讨和论述。
  •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2005年8月17日至19日,“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亚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会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和德、荷、美、日、韩等国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这是中国环境史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大型学术聚会。
  • 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成功尝试——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一书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最近推出了由朱英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洋洋洒洒53万余言,共11章,外加导论,可分为3部分。
  • 天津社地科学院出版社最近新书
  • [政治哲学研究]
    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
    辩护与批判:马克思人类学范式视野中的市场经济(晏辉)
    [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异与沟通(邹诗鹏)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高秉江)
    论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差异
    知识的悖谬与德性的超越——中西德性传统的差异与沟通(梅景辉)
    [价值哲学研究]
    社会转型与价值观代际共同体
    [现代性问题研究]
    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郭忠华)
    [学术评论]
    以“德制”安排为路径去实现社会公平(张康之)
    [政治发展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贺雪峰)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陈劲松)
    农民工与城市主体社会
    [转型期经济学研究]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演进与路径选择——解读“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王丹莉)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靳涛)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裴小革)
    警惕外资威胁我国产业安全(景玉琴)
    中国情理文化与伦理协调型企业管理模式(王学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取向(罗伟忠)
    [文化研究]
    文化资源论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董健 丁帆 王彬彬)
    话语、策略与权力——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叶立文)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王峰)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陈慧娟)
    [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笔谈)]
    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宝明)
    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张光芒)
    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姚新勇)
    思想史与文学史(林岗)
    [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国传统农业灾害观的早期形态
    宋代人才之盛探源(郭学信)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王利华)
    [书评]
    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成功尝试——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一书(洪振强)

    天津社地科学院出版社最近新书
    《天津社会科学》封面

    主管单位: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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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赵景来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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