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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构建和谐社会
  • 和谐即协调。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来看,所谓协调,对于由诸多矛盾构成的系统整体而畜,它所强调的是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朝着同一方向运动过程中的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相容性和一致性;对于单个矛盾体而言,它所强调的是矛盾运动过程中的统一性和矛盾转化解决的平稳性与缓和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 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累积性和延伸性,因而会引发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公正所针对的主要是不能平等分配的资源或利益的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是财富的分配问题。“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人们评价社会是否和谐、是否合理的基本价值尺度,而且它直接关涉到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合作、社会稳定和社会效率。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理解为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那么合作、稳定和效率则是和谐社会所应达到的三个基本的目标。
  • 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考察
  •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此背景中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在近代人类政治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彻底颠覆了古代关于共同体的政治观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则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被重新设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仍然有效。
  • 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 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合法性统治,这三种合法性统治都建立起了稳定性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信任关系。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说明了现代权威的信任关系的特点,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得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利益的作用。
  • 社群主义的两副面孔——评沃尔策的正义理论
  • 20世纪晚期以来,政治哲学成为哲学争论的焦点。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争论发生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本文认为,从正面系统阐述社群主义正义理论的主要是沃尔策。沃尔策的正义理论带有两副面孔:正面是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以此来批评自由主义;反面是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多元论和特殊主义的名义默认现实。在大多数场合,沃尔策以正面示人,而反面往往是深藏不露的。
  • 高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正
  •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后学院科学”的出现,使得财富和权利的生产(产生)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导致新的不平等形式。如何在全球市场经济和充满着利益竞争的条件下,恰当地处理知识的公共性和商品化之间的关系,公正地分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是科学技术伦理学,也是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 技术可选择,还是规则可选择?——“可选择现代性”的“规则论”意蕴
  • 现代性是技术、规则、生活方式等的有机整合。技术不等于现代性,技术可选择性不等于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在本质上,没有规则的可选择性,也就没有现代性的可选择性。规则权力是普遍交往背景下的根本的主体权利,没有规则权也就没有生存权、发展权,规则可选择是文化与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基础;规则可选择是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选择论与决定论的辩证统一。
  •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 个体·群体·类——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人是类性、群体性、个体性三重属性的统一。但是,把人作为三重属性的统一体来对待,一直以来并没有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方式,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在本质上就是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人之类性、群体性、个体性都能得到合理发展。
  • 走向个体、群体与类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现代性转变
  •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它的诞生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自然科学产生、民族-国家的兴起等一系列西方近代社会重大变迁息息相关。一言以蔽之,社会科学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是现代性进化的重要机制。就社会科学是现代性的产物而言,现代性为社会科学提供动力、对象和内容;就社会科学是现代性进化的重要机制而言,社会科学是现代性重要的内在规定——吉登斯曾明确指出过现代性的社会学性质。不过,现代性是始终流动着的,至今已经发展到所谓高度的现代性阶段。高度现代性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社会科学不仅必须反映流动的现代性,而且必须反思现代性的种种后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客观知识基础。进入21世纪,考察高度现代性的特征及其后果,我们会发现,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模式——例如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研究模式——正面临着一场革命。
  • 从个体、群体和类的视角看全球化条件下多重认同的困境
  • 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认同,大都抱有一种积极态度,这一点应该给予肯定。但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对认同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认同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会引起人们认同观上的一系列变革。从消极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也使人们面临着难以摆脱的认同困境。在人作为类的、群体的、个体的存在视域下,这种认同困境表现为个体认同的焦虑、群体认同的消解,以及类认同的悖论等。
  •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
  •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需从知识结构、话语体系、主体观念、理论功能等多方面着手。本文认为,政策分析和研究应当重视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和政治理性;倡导具体且动态地互相关联的关系型政策主体观念;建立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多种话语共存并相互对话的政策话语体系;“求善”优先于“求智”,“求同”胜过“求真”;进而超越简单的经验论证,关注政策价值。
  • 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 政党制度对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利益的差别,从功能上讲,政党制度必然承载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压力,但是,从政治发展的绩效来看,评价政党制度的关键就是看其在政治发展中能否最大限度地对分化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并达成一致。因此,利益整合是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 全球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 传统的世界一全球城市理论构建的现代国际大都市模型是以单一中心城市的地域空间为基础的,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全球化条件下那种基于超地域广泛联系的产业竞争与发展的现象。经验分析表明,全球化的影响波及广泛的城市地区,而不仅仅是城市本身。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是当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空间单位,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
  •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空间传导机制研究
  • 制度创新及其空间传导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主旨。国家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为了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以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必须要考虑空间因素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模型的影响。
  • 西方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一个学科体制角度的考察
  • 本文通过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诸方面的考察,从学科体制角度说明教条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的支配和锁定,指出它严重损害了西方经济学的创新能力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造成了经济学学科在西方的危机,并揭示了这种教条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威胁。
  • 循环经济理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突破
  • 当前人类面临的稀缺资本类型已由人力资源稀缺转变为自然资本稀缺,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性要素。这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假设发生了改变,其局限性日益凸现。循环经济理论修正了其研究假设,实现了对其理论局限性的突破。
  • 中国文学在电子媒介主潮中已成的新貌和可能的特色
  • 从媒介类型、时代特质、文学面貌这三方面相互关联的背景看,电子媒介使文学出现了一系列新质:影视中与图像结合的文学元素,电脑中的杂语景观和QQ对话,手机中的短信文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些电子媒介新质,又与中国文学的固有特质形成一定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可能决定着中国电子媒介中文学样式的中国特色。
  • 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
  • 本文考察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的转交。认为中国文学的泛媒介互动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纸媒借影视复魅或还魂,二是与影视同步到纸媒,三是从互联网到纸媒,四是从移动网络到纸媒。尽管文学传播主要依靠影视、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扩张,但纸媒仍是当前文学的泛媒介互动的主渠道。随着泛媒介互动路径的拓展,中国文学正在发生转交:文本表意系统被悄然改写,构成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前理解”场;媒介特点往往影响文学文本的传播方式和表意系统本身;导致文学的主媒值与副媒值区别出现,主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主导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副媒值是传输文学文本的次要媒介所实现的价值;当前我们无法不面对文学空间的伸张与缩减的悖论。
  • 媒介扩张与文学批评——当前中国主流批评症候
  • 本文运用本雅明、麦克卢汉等现代思想家的媒介理论,简要分析了媒介扩张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在媒介扩张压力下,文学的信息化转型和批评的媒体化转型。本文认为,批评的媒体化转型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批评性的丧失和无能;批评家只有坚持独立的批评立场,才能行使批评的自由,履行批评的使命——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声音是天然地具有反媒介的品格和意义的。
  • 非零写作的可能性
  • 本文由博弈理论的非零和概念导入,考察媒体文化给文学创作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提出非零写作的新概念。重点强调非零写作的三个方面:一是提倡跨文体写作;二是综合媒介与传统写作的特点而创造一种新文体;三是以第三种文化的视野进行创作。作者认为,严峻的问题是纸质书写结束以后,我们今后的文学创作方向将以何种方式发展。
  •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
  •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尽管有外来刺激作为自身的动力,但研究者“生活身份”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无疑是一重要特征,同时也与中国广大区域文化与社会演变的不平衡状态有关。区域演变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不同地区可提供给社会史研究者的探索场景和资料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使人们认为,具备某种“人类学”意义或价值的“区域”以及自幼生长于斯的学者,自然应具备某种先天性的研究优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史“在地化”研究取向的兴起。“在地化”经验通过历史感觉的积累与培育有可能提升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品质,关键在于,须防止研究者的“在地”身份被本质化,从而限制研究者进行“跨区域”探索的视野。同时,本文亦提出在超越城乡二分对立框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入观察中国人“感觉世界”的问题和途径。
  •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澂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 本文对清人文集《澂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微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 明代州县行政运行机制的特点
  • 明王朝建立的是从蒙古人为主体的政权突变为汉人为主体的政权。朱元璋不愿意照搬元代的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完全改变元代的制度。因此,他在效法汉、唐、宋制度的基础上,又以当今制度不能尽如古制、在进行一定规模改制的同时,既因袭元代的制度,又致力于抑弊除奸,这就使明代的州县行政运行机制具有了融合、因袭和创制的特点。
  • 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管窥
  • 政治文明的发生有赖于政治知识,政治知识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延续和变革的知识基础,因此,从早期政治知识的进路去探讨中国古典政治起源,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本文从中国先民早期政治知识的四项元素——即“时空观”、“共同体”意识和“分体”意识,以及最初的秩序感出发,分析了政治知识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转化关系,揭示了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的另一种解释方式。
  • 文化的多元与冲突——兼析《弘明集》、《广弘明集》中的三教关系
  • 本文以中国佛教史上两部最重要的论辩资料汇编《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讨论重点,从形神关系与因果报应、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佛教与王权的冲突诸角度,探讨了佛教在中国化的历程中,与本土文化所发生的种种磨合与激荡,揭示出外来文化的输入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活力。
  • “中韩环黄渤海合作·天津论坛”综述
  •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与韩国圆光大学、国立群山大学共同主办,韩国仁川发展研究院协办,天津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中韩环黄渤海合作·天津论坛”于11月1日至2日在天津市举行。来自韩国圆光大学、国立群山大学、仁川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资深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李锦坤教授做了题为“面向东北亚:天津滨海新区的现状与未来”的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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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新书
  • [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阎孟伟)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
    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考察(王浩斌)
    [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龚群)
    社群主义的两副面孔——评沃尔策的正义理论(姚大志)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高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正
    技术可选择,还是规则可选择?——“可选择现代性”的“规则论”意蕴
    [现代性问题研究]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顾红亮)
    [人学问题研究]
    个体·群体·类——人的三重属性统一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走向个体、群体与类的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现代性转变(沈湘平)
    从个体、群体和类的视角看全球化条件下多重认同的困境
    [政治文明研究]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李春成)
    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区域经济研究]
    全球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周振华)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制度空间传导机制研究
    [理论经济学研究]
    西方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一个学科体制角度的考察(徐尚)
    循环经济理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突破(牛桂敏)
    [现代传媒与文学转型(笔谈)]
    中国文学在电子媒介主潮中已成的新貌和可能的特色(张法)
    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王一川)
    媒介扩张与文学批评——当前中国主流批评症候
    非零写作的可能性(刘恪)
    [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张卫中)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陈太胜)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中国社会史研究]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杨念群)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澂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王振忠)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明代州县行政运行机制的特点
    中国古典政治起源管窥(张树平)
    [中国文化史研究]
    文化的多元与冲突——兼析《弘明集》、《广弘明集》中的三教关系
    “中韩环黄渤海合作·天津论坛”综述(李同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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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新书
    《天津社会科学》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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