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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劳动的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暨中国的视角来看
  •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但这个全球化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这种失衡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全球化的失衡。这种失衡尚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其所以如此,既在于人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在于人们没有真正重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一种既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的论辩,或许有助于揭示这种失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劳动大国。它已经给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内在地要求劳动全球化的空间。
  • 作为幽灵出场的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德里达解构马克思的一种反思
  • 德里达诊断当今的时代为“脱节的时代”,以试图将马克思的“幽灵”概念解构为一种契合解构哲学的弥塞亚式幽灵的降临性。他断言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是缺席的,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真的不在场,而是以延异了的复数幽灵的面貌出场的,这是一种非本体性的不在场之在场、不可能之可能。唯有经过解构后的马克思才是我们时代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或“历史终结论”的激进资源。本文认为,这种被幽灵化了的马克思之新奇形式,恰恰违背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真义,它给我们带来的徒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式的伦理呼唤和永远不可能之空无。
  • 政治哲学研究(笔谈)——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视阈中的能力与公正
  • 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活动的世俗基础的反恩中,在对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把握中,我们看到了“能力”与“公正”理念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二者的统一应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它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走向。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坚持能力理念实际上是主张精英主义,体现的是近代启蒙思维,它漠视弱势群体,与公正理念是相悖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应走向对公正的追求。
  • 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 一个自觉发展的社会应有其明晰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这一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鲜明地体现和标示该社会的本质规定和本质特征,同时又对该社会的发展起根本性的定向、规范和引导作用。
  • 试析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转换
  • 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作为一门实践哲学,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城邦或公共生活的本质,探求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政治(或城邦)制度。由于哲学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科学之科学的地位,政治哲学与政治学几无区别;直到19世纪,实验科学方法全面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科学才真正从政治哲学的传统中独立出来。
  •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
  • 众所周知,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政治结构、文明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当古希腊人把目光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人把目光投射到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中国人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所以,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族对现实对当下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目的,最终体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大学》所描述的治国平天下。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一切学术、一切理论都是围绕着现实政治、为政治目的服务的。
  • 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一、自由之于民主、平等的优先性 自由、民主、平等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三大口号,然而三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也显而易见。政治哲学应从逻辑上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它们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维度的追求,且自由逻辑地先于后两者。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源于对人自身属性的高扬,对自由的向往是一种目标性的追求;民主只是用于实现自由的一种途径;对民主的渴望源于对实现自由方式的诉求;
  • 法律规范与自由
  • 法律规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同来确认与保障自由。这种对自由的确认与保障,是建立在对自然或社会的客观必然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制定一系列确认与保障自由的法律规范是获得现实的自由的前提条件,人们正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自觉遵循即自律达到自由的。
  •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论墨家与儒家道家的对立
  • 儒家、道家、墨家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三大流派。墨家在关于最高权威、统治方式和人生态度等方面都向儒家道家提出了挑战。与儒道推崇圣人权威,主张礼义或自然之治,倾向于有进有退乃至消极虚无相对立,墨家希望利用“天志”限制王权,肯定平等,强调“法仪”,倡导积极进取。从总体上看,儒家道家代表着传统,墨家则蕴涵着现代性。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儒道多表现为一种阻力,而墨家则起着一种呼应和推动的作用。
  • 回归自然何以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回答
  • 受近代科学观念的冲击,传统自然观渐趋动摇,对中西自然观念及其现实影响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使命。以这些反思为基础,许多哲学家讨论了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重建回归自然的道路。这些思考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 任务型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活动
  • 任务型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信任关系,是与常规组织中的由规则和程序编织起来的形式化的岗位、职位关系有着根本性不同的。常规组织的岗位和职位关系所支持的是一种分工—协作的交往结构,而任务型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关系则产生了实质性的合作行动。合作行动中的交往是以交往结构的平等性、开放性和自组织性的特征出现的。正是在这一交往结构中,组织成员角色上的互补性和行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 论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表现及成因
  •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实然属性,主要表现为“内在非公共性”和“外在非公共性”两个方面。“内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的阶级性、“负外部性”和“非普适性”。“外在非公共性”主要源于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非公共性、公共政策目标的短期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性以及公共政策过程的单方面性。
  •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视野下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走向
  • 当代西方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激化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争论,但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主题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政治理论家们在争论中不断调整其立场,从而构成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这种阶段性变迁,对西方政治学界转换理论视野、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 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型塑:理论与现实
  • 在西方发达国家,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造就了大批的中产阶级。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并对中产阶级的型塑形成新的力量。在全球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的同时,发达国家原先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其成长受到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则在崛起,尽管这是以南北半球的不平等的分配、资源的被掠夺和环境的污染为代价的。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
  • 社区:改造和重构社会的想象和剧场--对中国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 在我国,社区一直是国家权力机构实现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剧场。以社区为单位的共同体始终无法置于总体社会的运转与变迁之外,社区营造也始终没能脱离社会改造的阈限,作为源于公民社会的社区镜像,始终反映出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市场的嵌入使社区进入市场化运作的逻辑,市场经济提供了另一种重构社会剧场的理想类型。反思和重新检讨中国社区建设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国家权力体系以及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复兴和繁荣,那么,何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现代社区如何营造?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我国现代都市圈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研究
  •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都市圈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模式和特征,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将是都市圈之间的较量。本文主要从都市圈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城市规模、增长方式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分析了不同发展模式的特征与效率。同时,对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我国都市圈发展模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都市圈未来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应该走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
  • 体制转轨、发展战略转型与中国城市化路径替代
  • 本文在转轨经济的框架内,从工业化战略转型视角考察中国城市化路径变迁。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路径由重工业优先战略内生而成;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相伴生,表现为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依赖;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和发展战略转向新型工业化,既奠定了城市化的体制基础,也强制解构了与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相依存的制度安排,诱致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相匹配的制度安排,进而实现了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替代。
  • 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
  •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也为跨国公司实施基于其核心能力的企业重构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国际分工的演进和跨国公司的企业重构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全球价值链,这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实施产业组织的模块化构造和企业的模块化经营,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的攀升,从而实现其产业升级。
  • 两种文化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 当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在实践领域里表现为唯科学主义的张扬,物质需求的片面扩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等。审视西方工业化的利与弊,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历史的必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基础是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其直接动力是源于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符号创新。
  •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集体主义关系学
  • 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皈依,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现实主义在世纪之初的崛起,表明的正是一种集体主义宏大叙事时代的来临。然而,由于集体主义建构的视觉理性基石的影响,人们普遍陷入了失聪的困境之中,而且导致在对个体与个性话语的认识上存有严重误解。结果,集体主义在遏抑个人主义的同时,也一并遏抑了个性的可贵价值。
  • 《野草》的狂欢化色彩
  •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在方法论上为《野草》研究拓展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狂欢化思维具有的颠覆性、双重性和开放性特征,在《野草》中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野草》由对权威、英雄的降格获致了解构的狂欢,在否定性与肯定性、荒谬与反荒谬的不同意识、思想的对峙和共存中,突现了主体意识的分裂和对不同文化的体验。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有较浓厚的调和色彩,他坚信人可以借助思想的解放获得现世的自由,而鲁迅的自由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内在超越性的自由。
  • 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
  • 性别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无区别的概念。对“性别”的关注和思考,构成其互补共存的基础;而理论背景、关注焦点、批评对象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又使之在文学审美和性别诗学的建设等方面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性别批评力图摆脱男/女二元论的文学批评模式,融入复合式的批评视角,在女性文学身份疆界和叙述疆界方面有所开拓,总体上呈现出流动、复合、多向延展的特征。
  • 关于文艺学研究转型论的解析
  • 当前关于文艺学研究转型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对于审美性这一基本原则的理解存在分歧。中西方文论中关于审美性的含义是不同的,西方文论中的审美性指向人的感性,因此认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取代文学的审美性研究;中国文论中的审美性强调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文学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成为审美研究坚守的阵地。这种审美性差异的形成在于审美性诉求的文化语境的不同。
  • 都市空间的视觉想象
  • 本文通过对当代都市建筑广告内容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商品消费、身份象征和社会权力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其所蕴含的后现代因素,以及这种因素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在当代都市建筑广告中,现代都市已经不仅仅是外在建筑的简单组合,而是种种现代和后现代因素的组合,从而构建出一个多元、模糊、流动的现代都市空间。这种都市空间的视觉想象背后,隐含着消费、象征、权力等多种后现代因素。
  • 两种“距离”,两种“审美现代性”——以布洛和齐美尔为例
  • 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距离”是一个老话题了,似乎烂熟到无话可讲的地步。但是,如果把距离问题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由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审美现代性”联系起来,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意义却远未穷尽。本文以布洛和齐美尔的距离说为例,提出了两种“距离”,即“艺术的距离”和“社会的距离”,相应地提出了两种“审美现代性”,即“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的审美现代性”,从而展示了“距离”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
  • 艺术如何归家?——解读余虹《艺术与归家》
  •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借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强势,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说它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创新”以分秒替换的速度和方生即死的更替制造出这种繁荣。这种繁荣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一切都不缺少、而又一切都没有留下的空泛的餍足感。当前中国文化好像一列高速飞旋的过山车,它把我们束缚在腾空的座位上领略“新世界”的奇观异景,却只在我们心中留下离心力产生的失重的空白。
  • 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
  • 探讨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很自然地是同如何看待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以及如何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密切相关的。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五四”时期创立以后,总体上遵循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宗旨,不断发展壮大,开拓了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其间,曾经出现教条化泛滥的严重曲折,经过拨乱反正,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思想的恶劣影响,使史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有的研究者则对唯物史观以及运用这一理论而获得的认识提出质疑,或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应该彻底否定。既然学者们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分歧,就亟须通过展开争鸣,各抒己见,以利求得更科学的评价。为此,本刊特发表这组笔谈,期望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并使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得到正确、科学的引导。
  • 试论侯外庐的“古代”不同路径说
  •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与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的理解联结在一起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一些学者曾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外的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这种观点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中共“六大”也否定了这种观点。以司特鲁威为代表的一批苏联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典的古代以前的一种初级形态的奴隶制,以古代东方为代表的早期奴隶制和以古典的古代为代表的发达奴隶制,是奴隶制发展的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
  • 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
  •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不仅是中国土地革命蓬勃发展的十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大论战的十年。这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五四”以来,在革命和论战中走向成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理论家。何干之作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参与了大论战,自觉地学习和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战略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 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为什么是“道”和“法”的统治
  • 作为战国时期诸子学高度融合而形成的黄老学,主要是有关社会和政治的学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以法律为中心的法哲学,是由一些彼此密切相连的问题、观念构成的法律统治的原理和体系,它试图通过法律建立一种“乌托邦式”的法律共同体。本文在澄清对黄老学误解的同时,试图探讨黄老学是如何以“道法”和“人性”为基础建构法律秩序的,力求揭示黄老学的法哲学在世界法治史上是一种先驱性的“法治观”,并说明它是如何把法律统治理想化以致于使自身受到限制的。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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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距离”,两种“审美现代性”——以布洛和齐美尔为例(金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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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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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学的法哲学原理、公共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为什么是“道”和“法”的统治(王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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