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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展的意义:基于发展哲学视域的一种分析
  • 没有意义内容的支撑,发展观无疑是不完整的;没有意义的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不成其为由人所主导的社会运动过程。由于发展中的人的意义已陷没于发展中的物的意义之中,“小我”的发展意义在严重排斥着“大我”的发展意义,而且人类创造意义的方式是不尽合理的。因而,当今人类正处于深刻的意义“毁灭”的危机之中。总体而言,对发展意义的拯救,应沿着实践创造和审美观照这样两条逻辑进路展开。
  • 价值自觉与科学发展观
  • 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使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完善,使人类社会更美好。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由价值自发到价值自觉的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价值本质认识的高度自觉。
  •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
  • 本文从方法、态度、资源、理解、制度、主体几个方面,对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变化与进展作了宏观的回顾,总结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展望了中国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也指出了目前中国哲学研究面对世界范围学术竞争的问题和不足。
  •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
  •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原称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传统和科学哲学传统的对峙和融合贯穿了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传统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有意识形态的优势,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科学哲学传统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学科自主性,重视学科建设。两个传统和平共存,但带来了这个学科的致命问题:名实长期冲突,学科定位不明。
  • 继续推进哲学观念的转变——读《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
  • 贺来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新著,书名叫《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引用时只注页码)。这是近年来学界在自觉推进哲学观念转变方面的一部力作。
  • 诠释学:理解与误解
  • 要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 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关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沉思
  • 以传统主义者著称的伽达默尔实际上反叛着两种传统:其一是对方法论诠释学崇尚的“作者中心论”传统的反叛,由此走向了“读者中心论”;其二是对近现代科学的知识论传统的反叛,拒斥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限扩张的普遍性要求。但伽达默尔并没有简单否定上述两种传统对方法论的追求,而是在倡导本体论诠释学的同时,潜含着一种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的努力,其特点是从本体论的基点上来建构诠释学的方法论。在理解问题上,从科学认识论模式转换到实践哲学模式,是伽达默尔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的关键所在。
  • 从“独白”走向“对话”——伽达默尔对现代性的一种批评与超越
  • “独自”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独自是建立在抛弃一切前见的基础上的,然而,根据伽达默尔的研究,前见是无法抛弃的,因而独自乃是现代性的狂妄虚构,我们必须以对话取而代之。伽达默尔批判独白、提倡对话,但他所倡导的不只是一种言说方式的转变,而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性的超越。
  • 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和不断丰富党的基本路线
  • 党的十七大报告一方面明确提出“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试析遵守问题与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
  •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问题,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研究直接启发了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理论,并为国际制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同时,对遵守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重塑国际法的基础理论,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关注,代表着新兴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交叉学科新的发展动向。
  • 权利的复合制度化及其内在紧张
  • 人权与公民权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制度化,形成了权利的复合制度化样式。一方面,权利的制度化表现为权利的民主化,它不但推动了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的发展,使主观权利获得了客观法的外在形式,而且从根本上更新了权利的内涵;另一方面,权利制度化表现为权利的法治化,即权利以抽象的论证方式要求超越民主,使权利不受功利的检查,并由法院以司法程序加以保护。权利的复合制度化为宪政民主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造成了内在的紧张。
  • 政府公信力: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的核心问题
  • 现代公共生活是以独立的公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而进行交往活动的场域,公共生活秩序要以系统信任为保障和前提。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公共权力如何有效运作,从而确立良好形象以树立其威信即公信力,成为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和公共生活秩序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现代公共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公信力,树立廉洁、有效、公正的政府形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 公平分配:考问当代中国的公平理念
  • 公平分配是社会生活永恒的道德难题。绝对的公平不过是一种理念,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因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种制度选择。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平分配不应是简单地缩小差距,而应该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分配过程中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获得其应得份额,从而实现社会生活成本的合理负担。
  •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
  •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市民社会在中国总体上是缺位的。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从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看,社会化过度而国家化不足;二是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看,社会化(市场化)不足而国家化过度。
  • 论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
  • 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利救济与社会和谐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权利救济尊重、承认和保障了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而公民人格尊严的实现和保障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首要条件;权利救济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权利救济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有利于消除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权利救济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 试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应用性质的学科,但现实中,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我国快速变化的种种城市经济现象。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去诠释中国的城市问题。因此,城市经济学需要进行研究范式的重建。因为,只有建立在公认范式基础上的城市经济学,才可能有交流的共同语言和思想激荡的平台。基于这样的思想,本文在对我国城市经济研究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学范式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从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
  • 反垄断的核心问题是违法判定原则的正确确立,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反垄断违法判定的基本原则。转型期中国反行政性垄断中违法判定原则的选择应保持适当动态性:转型前期,由于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危害程度的严重性,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本身违法原则为主、合理原则为辅的违法判定原则;转型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和反垄断司法体系的成熟,行政性垄断现象将大幅度减少,并且表现形式和实施手段将更加隐蔽,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界限更加模糊,反行政性垄断应选择以合理原则为主、本身违法原则为辅的违法确认原则,并逐步实现由二元判定模式向一元序列判定模式的转变。
  • 强制治理向自主治理演进的选择依赖——公司治理契约执行机制演进中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 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治理契约的核心问题。投资者关系管理是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准租金创造与分配的公司治理契约的执行机制。公司治理作为界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契约,其执行机制是,沿着由私人自我执行、第三方中介私人执行到国家法律强制执行再到公司自主执行的路径不断演进,其演进机理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司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 简析组织公正、社会交换和雇佣关系
  • 组织公正影响社会交换关系的质量;关系质量影响员工对雇佣关系的感知,进而影响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基于组织公正、社会交换和雇佣模式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了组织公正和雇佣模式的匹配框架,指出对不同员工群体的管理,需要使用不同的组织公正策略,组织公正策略要与雇佣模式的目标和心理契约相匹配。
  • 从三大文化现象看中国在媒介时代大众化与本土化的焦虑
  • 本文在对媒介做了一种麦克卢汉式的定义后,将之运用于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和本土化的重要现象的分析,以古镇古街、大导演同抢古装/武打/悬念电影类型、新世纪北京的四大标志性建筑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的复杂演进。
  • 励志偶像与中国家族成人传统——从《士兵突击》看电视类型剧的本土化
  • 《士兵突击》作为主旋律励志偶像剧的热播有助于反思我国电视类型剧的本土化。从深层原因看,其成功有赖于以子辈如何成人为核心的中国泛家族文化传统或“拟亲属关系”传统的历史无意识回溯。该剧展现出交织着古典家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拟亲属关系传统的想象态英雄成人仪式,由此可见出中国古典家族文化传统及现代“拟亲属关系”传统在当代成人模式中的无意识的支配力。这表明主旋律理念及其偶像化表达需要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力量有时远胜于流行的商业老套,可成为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电视类型剧走向成功的制胜法宝。
  • 本土或全球?本土即全球?
  • 本文通过对最近电影“大片”的发展和“80后”文化的崛起等现象的思考,对今天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形象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指出,一种“后原初性”的存在是今天中国大众文化新的表征,由“本土或全球”向“本土即全球”的过渡是中国大众文化新的进程。
  • 大众传媒时代的传统艺术
  • 大众传媒与传统艺术的发展互为因果,各种类型的现代传播媒介,在发展之初都无一例外地将传统艺术作为最重要的传播内容。大众传媒因注重传统艺术的传播而日益强盛,传统艺术也因大众传媒影响愈益广泛。但是,大众传媒异于传统的传播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统艺术的表达与发展。
  • 现代性与视觉文化中的旅游凝视
  • 本文要讨论的是现代性背景下旅游的兴起,旅游者与景观之间隐蔽的关系。通过现代景观的重新发明,以及景观对旅游者凝视的制约,揭示了现代旅游商业性、文化参与和生态学介入的复杂意义,同时分析了现代旅游者凝视的被动性和被压制性。
  • 关于“中国化”理解中的若干“中国问题”
  • 本文以否定主义的“理论原创”为出发点,针对学界在“西方理论中国化”方面的三种理解与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一是满足于“西方概念的中国运用’’的中国化,忽略对“有用’’进行中国问题迫问;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满足于将“不确定的历史进程”混同于“确定性的理论”,使“中国化”永远难以完成;三是满足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融会”的中国化,因忽略融会的实质是“批判与创造”而使其主张始终带有感受和愿望化色彩,难以介入实践。
  •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 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论争的考察
  •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多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热烈的讨论。不同时期的争论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长卷中的一道引入注目的风景线。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舆论界关于史剧创作问题展开的影响较大且富有启发意义的争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争论、60年代初的争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与争论。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影视剧中的晚清历史——以历史影视剧中的戊戌变法为例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影视剧注重吸纳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尝试对晚清历史做出新的解读,力图以自身的方式重新构建晚清历史。在晚清历史中,戊戌变法由于涉及国家命运,事件本身曲折多变,疑点重重,所以颇为影视界青睐,不断有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作品问世,在历史影视剧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历史影视剧对戊戌变法的叙述来看,这些作品对晚清历史的塑造,受到近些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由点到面,由具体成果的借鉴到研究理论的渗透,正在日益深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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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大文化现象看中国在媒介时代大众化与本土化的焦虑
    励志偶像与中国家族成人传统——从《士兵突击》看电视类型剧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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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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