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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
  •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逐渐成为我国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共同体是以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建构其发展秩序的,从而彰显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城市文明内在的秩序是指在城市空间区域里,由“物”的文明、“人”的文明和“制度”的文明三大构成要素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和结构状态。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城市文明秩序的建构应以“三大转型”为现实起点从“发展崇拜”向“发展文明”转型、从“城市化”向“城市文明化”转型、从“创制”的文明秩序向“自觉”的文明秩序转型。同时,“社会认同”、“文明实践”和“网络式治理”将成为实现现代城市文明秩序的路径选择。
  •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 作者在以基本权利为一致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体系境域中探讨了民主的性质和涵义,并强调方法论对此种探讨的重要性,指出关于民主的研究,要在哲学视野下充分考虑经验材料的明证性。作者从民主的经典定义出发,在确定了民主理论的逻辑前提后,分析了古代雅典直接民主的独特性,它的现实条件和不足;同时亦分析了间接民主的本质,包括人民和人民主权的意义,以及代表如何可能等核心问题。
  •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
  • 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受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学法则——以德报德的社会本性体现的互惠性法则——支持的正义感;二是诉诸正义与善的契合性而达到对政治正义的理性接受。就后者而言,罗尔斯先是把康德武的自律观念作为理性接受的唯一理由;而后考虑到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又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看成是公民接受政治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也即重叠共识的一部分。重叠共识体现的是公民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正义观念与各自的善观念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公民接受政治正义的理由是不同的。罗尔斯的稳定性观念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因此与政治正当性以及公共正当性证明概念密切相关。
  • 同构与异质: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两种契约模式比较分析
  • “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种著名的契约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创建上具有同构性:两者都以人性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假设为契约论前提建构各自的理论体系;它们在内涵上具有异质性:“原初状态”在整体结构、契约主体、入际关系和契约目标等具体内容上进行了更高水平的设定,对“自然状态”模式是一种抽象性超越,并最终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理论目的。这种模式旨在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用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 对马克思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在马克思和韦伯的问题场域中
  • 一般地说,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存在着某种二元主义理解,即以传统“唯物史观”为代表的从经济结构和以韦伯为代表的从精神结构中去寻找“起源”。今天,我们确实感觉到这种二元理解已经转变为抽象观念。传统“唯物史观”需要重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这意味着思想的重新转向,它包含着确认历史认识中的革命辩证法的创见:一种事物并不必然源自同质(类)事物,也可能源自其对立面。更重要的是,不能把任何关于社会一历史的认识都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对立图式中。
  •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阈中的“文化”
  • 社会有机体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也是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为我们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理解“文化”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石,为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继承与创新、文化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线索。“广义文化观”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模糊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因而无法正确说明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源及文化变迁的规律,最终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在冲突
  • 亚里士多德把属的定义作为个别的定义后,开显了哲学史上的千古难题,即个别与普遍的鸿沟,其具体表现是:本体只能是个别,能认识的只能是普遍。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位把个别与普遍的鸿沟朝相反方向扩大到极致的哲学家:一位是立足普遍的黑格尔,一位是立足个别的施蒂纳。马克思不满意哲学家们囿于思维领域对该难题的化解,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思路。但若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参照,马克思的思路仍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延续。
  • “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绝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 声音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常见元素,与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之间存在密切的映射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声音符号的力量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其象征意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经过解码后被转换为政治权力。在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声音符号通过替换、消除、依附和“独奏”等各种方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最终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中国式民主的客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形成了客体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有民主与法治复合、民主与经济复合、民主与文化复合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客体结构建设应该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综合协调民主政治的客体、综合推进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建设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战略。
  • 政府理论及研究方法转换的路径分析
  •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依然受制于近代政府理念和管理模式,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滞后又障碍了人们的视野,无法对现代政府理念和管理模式进行科学综合。鉴于此,作者从密尔的“做成论”和“长成论”切入,梳理了管理组织论上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交织的基本线索,旨在建立生态型政府和新型公共治理结构,为政府由“凌驾于社会之上”到“融会于社会之中”创造条件。
  •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 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维度
  • 国家制度能力可以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它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界定自身目标偏好,形成有效规则、政策的能力;国家将已形成的规则、政策加以推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变化,适应性地推动制度变迁,使其与经济发展条件相契合的能力。强大而有效的国家制度能力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变量。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这有赖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家制度能力建设,将中国模式提升至崭新境界。
  • 我国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的构建
  • 谋求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是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程度愈演愈烈,过度虚拟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极具破坏力的金融危机。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作为金融市场根基的实体经济项目。基于我国中小企业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潜力,将其作为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主体既有利于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又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本良性循环、促进金融稳定,可谓一举两得。作者论证了政府在项目源培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提出了建立我国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的系统性框架。
  • 劳资冲突与工会转型
  • 伴随着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国工会转型却明显滞后于劳动关系的转变。近年来频发的劳资冲突凸显了工会与基层工人的脱节,反映了工会在国家管理制度中转型滞后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包括工会组织的行政建制悖论、工会职能的多目标冲突、基层工会的“空壳化”、工会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的制约。面对今天劳工保护的现状,中国工会必须调整传统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积极进行自身转型。
  • 论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的转型条件与模式选择
  • 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改革发展趋势与潮流,它是许多非营利组织克服资金困境、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及其社会公益目标的有效理性选择,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然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企业化是传统组织形态的一种转型,需要在组织外部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条件,而在组织内部则要构建新型的价值理念与组织文化,调整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提高组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以及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 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 朱光潜先生曾说,看一棵古松,有三种态度,分别是科学的态度、功利的态度和审美的态度,审美态度是对科学态度和功利态度的超越。其实,在这三种态度之外,还有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患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这第四种态度可以称为“生命的态度”,反映了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发展方向,是重体证、重天人相合的中国哲学在审美生活中的反映。
  • 国民艺术素养建设中的学校美育新课题
  • 当前学校美育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从非中求美转向美中立美,二是从无中有知转向知中出知,三是从由朴及文转向多中难择。这使得如何在泛审美的环境中实施美育,成为新的迫切课题。当代大学生对中外文化符号的感知呈现高度的趋同性和理性化趋势,由此可见出他们中存在的双重文化人格和流体人格。这就要求美育课题在精神性审美与物质性审美的对话中,去探索新的介乎无功利性审美与功利性审美之间的协调可能性,并且在个人化的物质性愿景与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精神愿景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
  •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 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及其本土实践
  •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生成有着特定的西方文化背景,它在本土批评实践中的有效性尚待探询。当前在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既有揭示文本深层蕴涵的收获,也存在过度阐释、牵强附会的倾向。在借鉴来自国外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能否恰切地整合本土资源,吸收传统中华文化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不仅关系到批评的实践,同时也会对理论的创新及其生命力产生重要影响。
  • 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
  •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小说的修辞意识逐渐生成,由于受话语资源限制,这种修辞意识始终未能得到系统表达。通过考察梁启超、恽铁樵等人的相关论述,进而重审郑振铎与宓汝卓之间关于小说“写”与“做”的讨论,对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进行了初步描述,并在小说修辞学论域中揭示了郑振铎、宓汝卓二人讨论的理论价值。
  • “气场”失调:晚清留学生被边缘化的人文解读——以容闳、严复为例
  • 与晚清社会联系密切的留学生主要包括以容闳与严复为代表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的海军生。清政府对留学生既想利用其一技之长,又恐惧其新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的矛盾心态和实用主义的用人方针,决定了留学生的“被边缘化”;留学生既想挤进官场发挥作用,又厌恶和难以适应清朝的官僚体系,由此决定了其与晚清政府的错位。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晚清社会没有凝练出适合留学生及其精英文化生存发展的良好气场。
  • 熊十力的“本心”进化论
  • 熊十力的形而上学,既是本体论,又是宇宙论。因为他坚持认为宇宙是进化的,是不断变化生成和创新进化的过程,其根本是“本心”的进化。“物质”在宇宙进化过程中既是“本心”进化的依凭,但又对“本心”进化产生阻力;“本心”进化一方面要借助物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克服物质的阻力。“本心”进化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理性和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证成。
  • 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
  • 程颐《易》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卦才,并被看作客观时势下主体所具有的德性和能力。在人文世界中,义理与时势可能存在着统一、分离这样两种十分不同的状况。程颐认为,一旦出现时势与义理的分离,卦才应该坚守道义以处困。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体现出理学弘扬伦理主体性、张扬士大夫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 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
  • 在近代天津城市史及华北区域史研究中,天津城市与周边地区集市(镇)关系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作者以城乡经济关系为视角,通过对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间商品交流、工农业分工及人口迁移等初步考察,揭示了大城市兴起对区域市场整合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
  • 西汉刘向所撰《列女传》依托人物事迹宣扬妇德的编撰体例开创了人物故事型女训的先河,据考证,《列女传》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在唐代传人日本。平安时代(即贞观末年至元庆元年间),阳成天皇的文学侍读藤原佐世奉敕整理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书。
  • 论城市文明的秩序意蕴(金家厚 鲍宗豪)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韩水法)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丛占修)
    同构与异质: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两种契约模式比较分析(张卫明[1] 李建华[2])
    对马克思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在马克思和韦伯的问题场域中(张文喜)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阈中的“文化”(段迎晖)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在冲突(赵映香)
    “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方朝晖)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王海洲)
    中国式民主的客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佟德志)
    政府理论及研究方法转换的路径分析(马敬仁)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杨敏 高霖宇)
    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维度(张慧君[1] 黄秋菊[2])
    我国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体系的构建(高正平 王淼)
    劳资冲突与工会转型(刘泰洪)
    论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化的转型条件与模式选择(周丽丽[1] 王忠武[2])
    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朱良志)
    国民艺术素养建设中的学校美育新课题(王一川)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叶立文[1] 杜娟[2])
    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及其本土实践(乔以钢[1] 李晓丽[2])
    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郭洪雷)
    “气场”失调:晚清留学生被边缘化的人文解读——以容闳、严复为例(李喜所)
    熊十力的“本心”进化论(王中江)
    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朱汉民[1] 曾小明[2])
    近代天津城市兴起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经济关系为例(1860-1937)(熊亚平[1] 安宝[2])
    《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王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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