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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经过几代翻译家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我们所翻译的著作文本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所表达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这些高质量的编译成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以著作文本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是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二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三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程,将以更精深、更丰富的编译成果进一步彰显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版本研究意义、文本研究意义和思想研究意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 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
  •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表征人的否定现实和追求理想的形上本性的形而上学。哲学的根本性的文化内涵,是以概念批判的方式而构成的确立“神圣形象”、消解“神圣形象”和消解“非神圣形象”的形而上学历险。形而上学历险中的“后形而上学”并不是放弃以理论形态表征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终结”,而是以哲学自身为直接批判对象所表征的当代人类的“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自我意识。
  •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 究天人之际,通时代之道
  •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和自然生态问题,即新的“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已不能完全涵括在“普遍与特殊”的思维框架中,它应当同“整体与局部”、“多元与统一”的思维框架融合起来,形成“自生与共生”即“差异互动”、“和而不同”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因而,当代中国思想学术所应当确立的“主体性”,必须既是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广阔的世界视野。
  • 资本剥削的经济—伦理体系及其终结的命运——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伦理观
  • 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形式隐蔽着一种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伦理观上的颠覆、批判和革命。马克思伦理观基于“劳动的立场”而非“资本的立场”,这一立场既呈现在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人类学理解中,亦隐含在《资本论》关于劳动概念的经济学理解中。《资本论》是马克思“劳动的立场”的最终确立,且通过“劳动的立场”而非“资本的立场”看待、剖析和批判那种建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资本剥削的经济—伦理体系。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体系的结构性的不正义,马克思宣告了“资本剥削的经济—伦理体系”必然终结的命运。
  • 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
  • 唯物史观包含三个维度:由一系列政治经济范畴及其关系构成的结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一般话语系统;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的批判的或方法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理论硬核并发挥理论定向功能,表达为政治理论与社会哲学话语;由哲学人类学主导的入学或历史学的维度,构成唯物史观的目的,表达为文化及历史学话语。它们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的诸种表述,我们必须合理地把握其侧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强化了入学维度,阿尔都塞及后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了结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的诸种重构努力,一直存在着对经典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无视和否定,显示了目前西方激进左翼界的理论困境。
  •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
  • 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可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形式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形式则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国人能够在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实行转换,接受与之相关联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但在本源性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终极文化理想层面,却可能保持不变。这种可变与不变,一方面在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两个层面之间造成了一种错位和紧张,但同时也为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或再创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 “公”与“正”及公正观念——兼辨“公正”与“正义”
  • “公”和“正”分别具有认识论与价值论两个方面的内涵。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中国思想家所讲的“公”,往往关乎一种客观的视域,“正”则意味着合乎事实。价值观意义上的“公”,首先与通常所说的“公共性”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作为现代观念的“公共性”,其一般涵义在于超越个体性和私人性。“公正”连用往往更多地涉及价值观的意义。从价值观上说,公正总体上是要求公平、公道地对待群体中的每一成员。作为传统概念的“公正”不同于作为justice的正义,但又蕴含着与正义原则加以沟通的可能。通过这种沟通,一方面,传统公正观念中不适合现代需要的方面可以得到扬弃,另一方面,其中内含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观念在重新阐释之后,则有助于克服正义原则的某种片面性。
  • 论共同行动中的共识与默契
  • 从人们的共同行动来看,共识与默契都是合作行动的主观基础。在默契的基础上可以产生共同行动,但是,默契是容易丧失的,在共同行动的持续展开过程中,当默契的功能式微时,如果没有共识的出场去填补默契的位置,就可能导致共同行动的解体。共识的形成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而默契的达成往往并不从属于时间的量度,所以更适用于人们面对危机情境时采取共同行动。共识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在人们之间平等承认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表达然后再谋求一致的过程,而默契则表现为处在共同语境中的人们对于行动的最优理解,当准备参与共同行动的人们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达成了理解上的一致性时,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共有的最优理解了。
  • 民主的逻辑与民主的建设
  • 所谓民主的逻辑是指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一般逻辑就是民主的一般发展规律,指民主与行政管理权力之间的相互将对方纳入自己的运行框架中的博弈。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就是现代民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指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民主作为霓争性的最高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及其必然产生的外部效应。用民主的一般逻辑和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程,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行政效能建设
  • 行政效能与和谐社会密切相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行政效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存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行政效能问题。行政不作为累积社会问题,行政乱作为激化社会矛盾,行政方式不当引发社会冲突,行政能力低下影响危机应对,行政决策不科学加剧社会风险,行政腐败蔓延危害社会稳定。必须树立正确的施政理念,为行政效能建设固本强基;强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行政效能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行政效能建设创造主体条件;构建行政效能建设长效机制,促进行政效能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 世界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考察
  • 二元经济的概念,并不是指一般社会经济形态转变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是特指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新兴现代部门与本国原有传统部门的对立。二元经济的成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作为边缘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成为中心国家专业化分工链条上的一环,新兴现代部门与本国原有传统部门脱节,并造成传统部门的衰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着与原生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环境。二元经济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复杂和困难,那种试图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经济成长表面结果的片面工业化战略,应当引为深刻教训。
  • 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
  •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了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激进转型,由此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俄罗斯转型道路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模式逐渐走向分化。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中间扩散型”最终达到“需求诱致型”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模式则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又重新回到“制度供给主导型”。
  • 论大都市区的治理结构
  •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大都市区在资源整合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中国现行的行政区经济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区域管理体制变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发挥大都市区的区域性职能。而大都市区的契约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框架,它主张削减凌驾于大都市区之上的省一级政府的权力,赋予大都市区以更大的自治权,让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更多地承担起区域经济组织的责任。这也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且符合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变革的大趋势。
  •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 意识形态:从“自然化”到“陌生化”——西方文论的一个问题史考察
  • 意识形态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文学研究者标明其激进政治立场的标志。透过意识形态批判的去魅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观念的讨论,再到伊格尔顿和阿尔杜塞等人的意识形态分析,我们探究了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流变。重要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是什么,应该把重心转向对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的考量,这就需要进入“语言学转向”的语境,透过文学的话语构型和表意实践的分析,进而深究意识形态的复杂功能。
  •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 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在回应中国现代性、特别是乡村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农民发现,在这一“整体性”的道路上,他们没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明星村应的不断涌现,中国农村改革道路似乎一览无余、前程似锦,又一个“整体性”在形成。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乡村中国的复杂性逐渐被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不仅追踪了乡村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作家发现了其间隐含的多种矛盾,于是便出现了中国乡村变革不同的讲述方式。
  •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 《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一以贯之”,过去对此的理解大体有“以道言”、“以行言”及“以知言”几种倾向,前者最占上风,而朱熹则最能从孔子的立意及其立言的行为进行探讨。在思想解放、经典淡出的近代,章太炎更多从“以知言”的角度诠释孔子的一贯说和“忠恕”的指谓,胡适进而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门的方法论”。这些颇出新意的理解和认识引起了梁启超、柳诒徵等人的争辩,揭示了在一个思想和学术典范转移的时代,各式各样不同见解和取向之间充斥着的紧张、冲突与竞争。
  •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 晚清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新政改革无法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引发革命。辛亥革命的复杂面相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辛亥之后,中国不是以制度安排,而是通过权力攫取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中,政治却变成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革命接踵而至,每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和法治始终缺乏。
  • “态度”、“思想”不可混淆,“民主”、“科学”互为前提——关于“五四”精神的再思考
  • “五四”“意图伦理”的误区,是将“态度”与“思想”混为一谈。反对传统的“新思想”与维护传统的“旧思想”之间,蕴涵着丰富的辩证内容和复杂的价值基准,不可一边倒。“五四”的敌人是“成见”和“不思想”。民主与科学,不仅仅是两个并列的主题,其内在逻辑关联也是“五四”精神的本质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民主观和民主的科学观的建立,是“五四”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而将科学的民主观和民主的科学观统一起来的真正价值基准,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衣俊卿)
    [学术评论]
    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孙正聿)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樊浩)
    究天人之际,通时代之道(张曙光)
    [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
    资本剥削的经济—伦理体系及其终结的命运——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伦理观(田海平)
    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邹诗鹏)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王南湜)
    “公”与“正”及公正观念——兼辨“公正”与“正义”(杨国荣)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论共同行动中的共识与默契(张康之[1] 张乾友[2])
    民主的逻辑与民主的建设(李景鹏)
    [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研究]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行政效能建设(彭向刚)
    [理论经济学研究]
    世界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考察(周冰 刘娜)
    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景维民 张炜)
    [城市经济学研究]
    论大都市区的治理结构(冯云廷)
    [文化研究]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周宁)
    [当代西方文论研究]
    意识形态:从“自然化”到“陌生化”——西方文论的一个问题史考察(周宪)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孟繁华)
    [中国学术史研究]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罗志田)
    [辛亥革命研究]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许纪霖)
    [中国文化史研究]
    “态度”、“思想”不可混淆,“民主”、“科学”互为前提——关于“五四”精神的再思考(何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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