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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伦理再反思——社会转型伦理研究之二
  • 近五百年来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几乎完全受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支配,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也未能例外。可是,最近几十年的西方社会正在逐步扭转其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由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强势目的论,逐渐转向公平正义优先的普遍社会道义论,福利资本主义和日益强烈的社会正义吁求都证明了这一重大“价值扭转”,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在悄然发生类似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的批评性伦理学反省,围绕社会“为何发展?为谁发展”的价值追问和政治伦理反思,提出重新校定社会发展目标,将“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以使我们的社会发展真正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确信,民生改善、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是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并可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新政”(the new deal of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的力量所在。
  •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即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变迁的一个侧面,变迁的另一个侧面是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我们将这种微观变化或精神世界的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作为急速社会变迁的一种精神感悟,中国体验具有鲜明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作为对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的精神感受,中国体验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价值:它既能为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未来的精神嬗变提供借鉴与参照,也能够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图式,形成某些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船律则。
  • 《天津社会科学》简介
  • 《天津社会科学》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1981年创刊,创刊三十年来,《天津社会科学》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倡导“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观点,传播新信息”,坚持探索,勇于创新,密切关注现实,致力于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活跃于理论前沿,并以一个个选题、重点栏目形成了刊物独具的特色风格。创刊三十年来,《天津社会科学》社会效益显著,
  • 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及其意义
  • 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表明,本体论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实质在于本质主义的建构原则被实存主义所代替。马克思所从事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不仅超越了本质主义路径,也超越了实存主义路径。其实践本体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从哲学的原初基础角度给出了本质与实存之矛盾赖以展现的内在理由,并把这一矛盾的解决诉诸历史的展开及其完成。哲学因此由思辨的建构变成了历史的展现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意义所在。
  • 启蒙与焦虑: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分析
  • 《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反思致力于揭示启蒙的情感根基。启蒙就是彻底而神秘的焦虑,启蒙源自一种深层的恐惧。在启蒙、主体性蕴含着的焦虑中,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是关键:疏远是消除焦虑与恐惧的基本策略,是撇开个性、特殊性而普遍化的关键所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作为消除焦虑与恐惧的方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启蒙不再与神话、诗完全对立,而是包含着某种神话。启蒙暗含着的主体化策略有贬低世界和把世界理性化两种形式。它们都具有深层的情感根基,都是焦虑与恐惧的表现。启蒙对自身情感基础的解释不是为了否定启蒙,而是进一步唤醒启蒙,因而是启蒙自身推进的体现。它表明启蒙仍未完结,哲学仍富有批判性力量,尽管这样的哲学不再与神话和诗完全对立。
  • 杜威的哲学概念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 杜威主张哲学既是社会历史及相应的各种文化形态发展的产物,又对后者的变化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的记忆、想像、情感等归根到底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但它们经过人的理智化、逻辑化等等的加工制作,就超越了原有的实践、现实生活。哲学是这二者分离的产物。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杜威以明确强调要批判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而著称;但他对形而上学本身并不全盘拒斥,在形而上学得以调和现实生活、实践与情感、信念等场合下,他甚至对其还有所肯定。
  • 归属与创伤——伯林论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
  • 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就他自己所看重和赞同的而言,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因此,把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表达为自由民族主义并不恰当。伯林主张,民族身份对各种社会建制中的个人都有意义,民族情感对各种社会的政治团结都非常重要,共同文化的认同对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都是必要的,共同的民族文化是各种社会赖以成立和稳定的条件。
  • 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
  • 求证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社会转型期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大厦打地基的工作。社会价值体系起源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是探寻社会价值原点的中间阶段。个体因其生命人格的真实性而成为我们寻找社会价值源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自我作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由自我的根本特性决定的,自我区别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只有自我才具备作为社会价值源点的资格。
  • 试谈“道德合题”
  • 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曾发生过诸多道德争论,争论双方所持观点相互否定,似乎冰炭不容,而实际上它们是可以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其间体现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者如黑格尔表述的“正题、反题、合题”,在道德发展和认识史上是带有普遍性的。
  • 从超越性革命到调适性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表现为超越性革命式的政治动员和秩序重建;(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现为以市场与效率为目标的世俗化的改革开放;(3)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表现为多元化背景下的分配正义和协商共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仍然面临着尖锐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能否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取决于它能否进一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革,并根据这种变革适时地逐步地转换其义理、话语、符号和内在论证机制,通过吸收和消化现代政治文明的理论思想资源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 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略论全球化时代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
  • 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息主义之间一直存在争论。这表明西方意识形态面对经济社会新形势形成了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新分化与新冲突,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面临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探讨西方意识形态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上的对立冲突,对于认识国际社会新格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 冲突与融合:城市空间与族际关系的社会学
  • 人口的空间分异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从空间分异的原因出发,社会学者反思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空间的隔离与社会的距离相符;空间分异不仅反映了现有的族际关系,也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在社会学者看来,城市的空间规划包含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一方面,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族际关系;另一方面,族际交往的空间障碍可以通过政府的介入予以调节。在西方国家,城市空间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住宅规划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上。这些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也为中国调控空间分异提供了有益启示。
  • 公共管理中的问题选择
  • 公共问题与公共管理解决的问题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蕴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公共管理的待解问题是多样的,其解决的问题却具有选择性。如何理解这种选择性存在“给定论”和“建构论”的分歧,前者假定公共管理问题的选择取决于管理主体之外的存在性状或力量,后者认为公共管理问题的选择融入了管理者的能力、意愿和创造。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均表明,什么样的问题应当进入管理议程,管理者拥有很大的自治和操纵空间。公共管理者不仅可以在外部环境限制下优化约束条件,获得问题选择的自由空间,而且能够以积极的行动和策略运用改变环境,扩张并创造问题选择的自主权。
  •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
  •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史学者注重研究正式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不同,格雷夫经济史理论的特色是运用经典博弈论和声誉机制,从历史的、内生的、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文化、信念、行为、组织等“私序”,以及非正式制度对北非和欧洲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治理、产权保护、市场拓展的作用。沿着格雷夫理论和“东西方制度分流”的研究视角,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经济史考察,结果发现日本传统社会中的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较为充分,而中国则由于较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信念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了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的停滞。
  •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有一群追求表现自我、求真、抒写性灵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复古;他们任情适意,张扬个性,不加粉饰地表现自己的真感受、真性情。在理论上也有相应的表述。他们求真、抒写性灵的文学观念,上承弘治至嘉靖前期江南文人唐寅辈之余绪,下与公安派的性灵说相接,是重自我、重真情、重创造的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
  • 郭璞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游仙诗》——兼析“非列仙之趣”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的关系
  • 作为郭璞《游仙诗》有机组成部分的“非列仙之趣”部分,从生命存在的视角抒写生命悲剧及其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通过反复探索,诗人选定了摆脱生命悲剧的途径:走高举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生命悲剧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主要不是因为世俗性的成败得失,而是生命悲剧所导致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人生价值的虚无。“非列仙之趣”部分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所写的学道修仙的思想基础和原因,而后者则是前者所选定的学道修仙人生之路的实际践行和结果。
  •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二百多种白话报刊,在晚清启蒙思潮中,已然成为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经由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于是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其中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
  • 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
  • 茅盾小说所显露的政治化倾向,应给以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茅盾小说的政治叙事大抵有两重视角,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是“民族政治”阐释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勾连,联系着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二是“阶级政治”阐释关于革命与阶级的言说,注重阶级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从而形成小说特有的政治叙事张力。
  • 中国艺术表达中的“隐喻”传统与历史写作——兼谈开拓“隐喻史”研究的重要性
  • 摘要无论在鼎革时期还是在相对常态的历史环境中,士人都存在着难以用通行文字表达的思想和情绪,他们往往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如诗词、书法、绘画、碑刻等隐晦地表达某种内心感受,但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常常会发现其表面的陈述和隐藏的深意互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只有通过细致的解读才能洞悉其真义,从而丰富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通过对以往“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初步提出了建立“隐喻史”研究路径的构想,并从明末遗民如何借助描摹景物完成气节书写,唐宋士人诗词中反映出的游离与回归宦场的复杂情绪,以及清朝皇帝如何通过绘画隐示自身获得统治合法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拓展“隐喻史”研究的可行性。
  •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
  •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种“政治历史观”的特色,即从历史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政治方针,而且以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以史论政与“天人比附”、“引经据典”组成政治理论论辩的“三联套”。至于近代,其他两项已经瓦解,而政治历史观则依然延续。这种以史为鉴的理念,其思想归宿具有守旧性质,症结在于用过往的历史指导现实,淡化和排斥对当前社会的调查研究,欲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当前的实况,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因此,以史为鉴在古代就有弊端,更不适于发展迅速的近现代社会。
  •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吏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误区。
  • [学术评论]
    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伦理再反思——社会转型伦理研究之二(万俊人)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周晓虹)

    《天津社会科学》简介
    [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
    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及其意义(何中华)
    [启蒙问题研究]
    启蒙与焦虑: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分析(刘森林)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杜威的哲学概念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刘放桐)
    归属与创伤——伯林论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陈来)
    [价值哲学研究]
    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庞井君)
    试谈“道德合题”(温克勤)
    [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研究]
    从超越性革命到调适性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陈明明)
    [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略论全球化时代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刘少杰)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冲突与融合:城市空间与族际关系的社会学(柳建文)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公共管理中的问题选择(张正军)
    [理论经济学研究]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雷鸣 邓宏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罗宗强)
    郭璞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游仙诗》——兼析“非列仙之趣”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的关系(赵沛霖)
    [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夏晓虹)
    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王嘉良[1] 徐美燕[2])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国艺术表达中的“隐喻”传统与历史写作——兼谈开拓“隐喻史”研究的重要性(杨念群)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乔治忠)
    [探索与争鸣]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许苏民)
    《天津社会科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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