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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
  • 康德把哲学反思提高到先验的水平,并在自我的构造性与对象的被给予性的张力关系中呈现出先验反思的界限。这种界限在康德之后被不断突破,使得近代以来强烈的征服意识、抽象的自我意识以及执着的对象意识发展到极致。通过分析先验反思中各种关系的不同层次,揭示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困境,现代哲学观念变革所固有的开放的参与意识、充盈的存在意识和显现的世界意识就清晰地展现出来。
  • 丹尼尔·贝尔的中国意义
  • 丹尼尔·贝尔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品质和所选择的学术道路具有显著的中国意义,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中国学术界去思索、去借鉴。坚持以"道"自任是贝尔最具中国意义的一种学术品质。坚持建设性的批判是贝尔另一种具有显著的中国意义的学术品格。善于发现并提出真正的问题,以开放的姿态汲取各种有益思想资源,通过跨学科研究实现理论创新,从而获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学术和公共影响力,贝尔的这种学术道路尤其值得中国学术界借鉴。
  • 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哲学精神的殒落——思想史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 从思想史上看,无论是自由主义版本的终结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其理论上都发源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主要是基于对现代化进程最终方向的争议,二者之间产生了激烈而持续的争论。从思想史的高度与历史哲学的深远感来看,关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显然要更胜一筹。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看,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尽管这本书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但从根本上说,把意识形态的问题排除在研究之外会导致历史(哲学)的没落和精神的衰竭。实际上,贝尔的论断也从反面提示我们一定要关注自身的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问题。
  • 后工业社会何以可能?——贝尔“社会预测探索”的再探索
  • 作为一项社会预测的探索,"后工业社会"在丹尼尔·贝尔那里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这一概念本身承担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并与反决定论的"中轴原理"方法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后工业"原有的理论色彩弱化,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渐成为一个被随意使用的术语。"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史包袱及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不足,提醒中国学者应审慎对待贝尔的这一特定概念。
  • 失落的幽灵:贝尔的文化救赎及其方法论幻象——重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资产阶级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之间内在冲突产生的根源、实质及其后果,并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出发提出了解决这一文化矛盾的方法,这种大知识分子的公共情怀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但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他的分析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而是全面陷入到精英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方法论镜像之中,无法自拔;他所开出的药方即"公共家庭"的救赎之路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充满激情的幻想,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必然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沦为一种失落的幽灵。
  • 试析政治理论的三元结构
  • 理想性与可行性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特征,两者缺一不可。这也就决定了政治理论的结构和内容构成。一种完备的政治理论应呈现为三元结构,一是理想理论;二是理想理论如何关联于特定社会或共同体的具体社会境况;三是理想理论与特定社会或共同体对同一政治哲学论题之理解的关系如何。
  • 责任感与忠诚感的回归——社群主义视野中的婚姻家庭问题
  • 现代婚姻自主在凸显个体权利的同时,却异化成了一种契约化和情感化的东西。家庭成员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被权责明晰的理性契约关系所取代,须臾不可分离的决心被转瞬即逝的感觉所置换。在现代婚姻中,权利与责任、欲望与德性出现了严重失衡。如何重塑家庭成员间的共存共生感,注重家庭美德,强化家庭责任,成为现代人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对自由主义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群主义,其对婚姻责任感和忠诚感的强调,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 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认识过程由“知”到“德”的升进——以《庄子·齐物论》为中心
  • 《齐物论》设置了吾我作为两种认知主体的差异:在语法上"吾"为主格而"我"可为宾格,在意义上"我"是与天、地、物相对待的"主体",也是眼、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互通的知言"主体",而"吾"在内部则意味着官能的相互通达,在外部则意味着天籁与人籁的统和与沟通。从"我"达"吾"之路,是从认识上的是非彼此的构成返归"莫若以明"的清明状态,即以"明"接纳天机主导的运作过程。
  •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 民主政治的隐私需求
  • 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其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民主政治确实有其不可否认的公共性或公开性,但民主政治的运行或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不得不诉诸对隐私的认可和保护。在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根源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如果没有隐私权的保障,则被统治者的同意就可能是在受到强制或压迫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可能是非真实的、不情愿的同意。没有隐私权,基于被统治者之同意的民主便成了无根之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 从法治到心治:政府社会管理中的软执行力
  • 政府软执行力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过程中,尊重并顺应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社会心理和个体情感等因素,运用说服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以实现改变人们行为与社会风气等政策目标的程度。提升政府软执行力不仅是继承德治传统的需要,也是改革的需要;既是改善政府自身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需要,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政府可以通过观念变革、科学规划、方法创新、经验积累和减少阻力等途径提升软执行力。
  • 可能错思维意识的决策渗透探析
  • 决策是人的一种选择、谋划和决断活动,与人的精神思维意识活动密切相关。从决策正确与否的可能性角度来讲,决策中人的思维意识应当是可能对思维意识和可能错思维意识的统一,两者各有其义、各有其用,它们的和谐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决策思维意识。
  • 经济市场化的治理逻辑——兼论转型深化与完善阶段的治理机制优化
  • 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实现的。以农村为突破口的改革为关系型治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而社会关系的开发利用和逐渐推进的对外开放则扩大了关系型治理的空间,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在转型深化与完善阶段,关系型治理发挥作用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治理机制也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在此情况下,治理机制的优化应当采取经由私人外部治理发展正式法律体系的路径,最终形成法治、私人外部治理、关系型治理三种机制协调共生的治理结构。
  • 中国古代殉葬制度变迁的可能诱因和发展启示
  • 中国古代由人殉到俑葬的丧葬制度变迁,是由野蛮到文明的初始演进。这一丧葬制度变迁的主要历史诱因在于:(1)英明君主等领袖式人物的理念改善和行为改进;(2)弱势阶层的集体行动推动;(3)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4)国家安全和制度竞争的发展需要。由此可以得出下述有关发展转型的重要启示:(1)制度安排的发展价值非常重大;(2)制度优化变迁的趋向是更加人性化;(3)制度变迁模式决定成本-收益差异;(4)国力竞争和国家安全需要制度保障。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优劣和制度竞争,对国强国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发展中国家应将制度现代化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
  • 垄断、竞争与合作的聚合:产业标准模块化创新研究
  • 产业标准创新决定着产业发展的高度。推动产业标准创新需要实现垄断、竞争与合作的聚合,垄断与竞争的协同是创新压力和动力的源泉;竞争与合作的交织可以加速和催化创新。模块化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模式,可以有效连结与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谐地包容垄断、竞争与合作,实现垄断与竞争的共振、竞争与合作的交织,是产业标准创新的有效组织方式。融入模块化网络,实施产业标准的模块化创新,需要企业准确认识模块化创新网络的本质,灵活调整创新竞争策略,以有效规避模块化创新陷阱。
  • 拟议中的共同体专利制度的救济安排探析
  • 救济安排是欧盟构建共同体专利制度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也是欧洲区域性专利制度协调进程中一直争论的热点。现行的欧洲专利制度的救济安排存在着缺乏法律稳定性和维权成本过高的缺陷。拟议中的欧盟共同体专利制度主要是通过共同体专利法院的建立来克服这些缺陷,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同欧洲专利救济的较好协调、法律稳定性的提高及诉讼成本的降低。但由于涉及各国司法管辖权的让渡、共同体专利法院与各成员国法院之间管辖权的分配、法官的选任及诉讼语言的选择等棘手问题,该救济安排的最终通过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 1927—1936年的作家论写作及其经典化策略
  • 1927—1936年集中涌现的作家论写作潮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历程中具有拓新与启迪意义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总结创作成就的艺术尝试,它开创了作家论这一新的文体范式,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进程中,通过对叙述对象的经典化选择、文学史意识下的经典化写作、期待视野的经典化建构以及现代传媒的互动与共谋等经典化策略,成就了一大批新文学的经典,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概念
  •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有四条脉络:以审美反映论和整体性思想为基础追求形式结构整一性(卢卡契、戈德曼),在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关系中揭示非中心的结构(阿尔图塞、马舍雷),弘扬审美形式(技术)作为艺术和现实的中介所起的否定性超越性的作用(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用辩证思维将艺术形式和政治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詹姆逊)。其总体特征是抛弃传统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两分法,或在整体性框架内,或在审美活动的中介意义上,致力于形式和内容、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形式、结构不但是重新思考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突破口,更承担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恢复人性和谐的审美救赎的历史重任。对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换关系、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认识论价值、形式作为幻象世界具有的疏离否定现实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形式构造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精到论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精神遗产。
  • 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理想化的中国观
  • 在批判俄国社会现实和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借用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翻译出版耶稣会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发表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颂扬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和明君贤臣,期望俄国沙皇成为真正的开明君主,从而实现其开启民智和强国富民的理想。
  • 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20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1901—1920)
  • 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自1901年初《自强说》发表至1911年,见诸报刊的讨论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 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
  • 思想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社会活动,受制于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关系对比,最终指向关于制度的社会选择,因此思想与场域、制度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场域之中,国家、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政党)作为场域中的活跃力量,在乡村建设中相互竞合,催生出多元繁复的乡村建设思想,最终构建起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质的乡村制度。
  •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述略
  •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乡村之所以被破坏甚至崩溃,主要是因为受了西洋文化的压迫和打击,并由此引发中国内部问题,导致中国文化失调所致;解决之道是必须建设新的社会组织,具体路径则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基,从改造乡村组织入手,重建中国文化。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则是以乡村为基础,建立真正符合人类心性的新文化、新社会。
  •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 简析江南乡村建设运动
  • 在近代,江南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企业家群体也是具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社会改革者。他们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农村社会改良和乡村建设。这个群体的数量远多于中国乡村建设派,而前者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时间也远早于后者,各项事业的成就更远大于后者。他们事实上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另一支主力军。
  • 辩证法的实践理性转向——读贺来教授《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 辩证法在现当代思想中面临着诸多指责和质疑,甚至有时被认为是一种伪真理样式的言说。在此情势下,一些人也加入了批判辩证法的大潮,但由于缺乏对辩证法的深度了解,其中的很多批判往往都缺乏坚实的理论根据,这种对待辩证法的态度及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辩证法在现当代思想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至于需要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辩护,则是一个理论事实。
  • 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 为便于学术交流,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规定如下:一、注释标注位置文献注释采用脚注,每页单独排序。二、中文注释体例1.书籍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 [西方哲学研究]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韩志伟)
    [学术评论]
    丹尼尔·贝尔的中国意义(张亮)
    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哲学精神的殒落——思想史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王浩斌)
    后工业社会何以可能?——贝尔“社会预测探索”的再探索(周嘉昕)
    失落的幽灵:贝尔的文化救赎及其方法论幻象——重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孙乐强)
    [政治哲学研究]
    试析政治理论的三元结构(杨伟清)
    责任感与忠诚感的回归——社群主义视野中的婚姻家庭问题(吴玉军)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认识过程由“知”到“德”的升进——以《庄子·齐物论》为中心(陈赟)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康宇)
    [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研究]
    民主政治的隐私需求(吕耀怀)
    [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张海波 童星)
    从法治到心治:政府社会管理中的软执行力(麻宝斌 董晓倩)
    可能错思维意识的决策渗透探析(易小明 乔宇)
    [理论经济学研究]
    经济市场化的治理逻辑——兼论转型深化与完善阶段的治理机制优化(孙景宇 张璐)
    中国古代殉葬制度变迁的可能诱因和发展启示(俞宪忠)
    [产业经济学研究]
    垄断、竞争与合作的聚合:产业标准模块化创新研究(梁军)
    拟议中的共同体专利制度的救济安排探析(文家春[1] 朱雪忠[2])
    [文艺理论研究]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南帆)
    1927—1936年的作家论写作及其经典化策略(陈思广[1] 周婕舒[2])
    [美学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概念(张旭曙)
    [文化研究]
    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理想化的中国观(阎国栋)
    [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
    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20世纪之初“以农立国”论的孕生(1901—1920)(王先明[1] 熊亚平[2])
    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宣朝庆)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述略(徐畅)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郑起东)
    简析江南乡村建设运动(马俊亚)
    [书评]
    辩证法的实践理性转向——读贺来教授《辩证法与实践理性》(王成)

    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天津社会科学》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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