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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 中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既迎来了大国经济向高收入跨越的战略机遇期,也迎来了国民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系统性变化的挑战。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之中。供需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构成双重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调整,能缓解总量失衡的程度,但是解决不了总量失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控制和解决,最根本的出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
  • 人民共创共享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系统阐发
  • 要以尊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基础,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其蕴含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揭示其讲话精神的根本性、逻辑性和整体性,把分散的条条串成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提法,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具有历史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整体转型升级期的历史新起点、时代课题、哲学思维、核心理念、根本主题、奋斗目标、强国之道、基本思路、战略布局、执政品格等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人民共创共享思想是其精髓。
  • 我国公务员信任公民的影响要素实证分析
  • 公务员对于公民的信任,是建构良好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影响公务员对公民信任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含个人因素、职位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我国六地市公务员问卷调查数据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务员的工作层级越高,其不信任公民的可能性越低;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信任公民。调查分析还显示,与西方传统观点相反,越是认同“将按规章制度完成任务视为最重要的工作评价原则”的公务员,越愿意信任公民。从总体上看,我国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并不完全来自于其与公民的互动,而更多地来自于公务员自身属性、公务员所处的职位属性和公务员的工作满意程度。
  • 如何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世界大历史维度与国际大空间视野
  • 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观察问题的层次不同,视角不同,结论就不一样。如果拘泥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简单而又过时的概念去看中国,中国无疑是“非正常国家”。但是,常识是,现代性伴随着普遍的治理危机性,世界大历史上的早发达国家都是在重重危机中走过来的,而现实世界政治中的与中国可比较的发展中大国的麻烦一点也不比中国少,而且其治理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从世界大历史和国际大空间的视角去看中国,中国应该收获更多的自信。
  • 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内化机制——基于态度形成理论的分析
  • 党员行为由“刻意、不自然”,到“刻意、自然”,再到“不经意、自然”的过程,即是党的纯洁性建设有效内化的过程。从以内化主体为本的视角出发,参照有效内化的基本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内化机制:优化教育机制,提高内化能力;优化动力机制,激发内化心向;优化体验机制,拓展内化途径;优化固化机制,提升内化保障。
  •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双重面相——基于法理学视角的考察
  • 如何认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完善和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法理学的视角对列宁主义政党纪律进行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进路。借助成熟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转换为法学规则,可以揭示出其本质是一种义务性规则,具有双重的面相:在规则遵守的动力上,同时兼备外在观点的“强制”和内在观点的“认同”。在这双重面相的有机互动中,纪律的遵守可以达到最优状态。
  • 预断防范:刑事庭审实质化诉讼层面之思考
  •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内核在于通过庭审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定罪量刑,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全部认知以及裁判心证应当且只能来源于庭审过程。围绕审判程序运行,现行立法中存在诸多可能引发法官预断的制度漏洞,导致庭审调查和辩论的心证塑造功能落空,庭审流于形式化。为切实防范法官预断,在诉讼层面推进刑事庭审实质化,应当改革卷宗移送方式、调整庭前会议制度设置、贯彻言词审理方式、完善起诉书撰写方式。
  • 纪检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理运用
  • 尽管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联合办案和证据转化有助于解决现行反腐败体制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但这两种措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存在明显缺陷。而在新刑事诉讼法突破传统的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允许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纪检监察证据。这既是由违纪行为与腐败犯罪之间的竞合所决定的,又有助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但为了确保检察机关合理运用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对纪检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 论城乡经济发展机会的一体化
  • 从社会学角度看,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本质体现在机会的增加和配置上,体现在改善人们的各种机会上。唯其如此,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城乡经济发展的机会平等至少体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制度、城乡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参与行动这三个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机会一体化与非农就业和流动就业机会、城乡产权关系、城乡金融制度、城乡劳动力市场这四方面要素息息相关。国家的一些政策与市场共同地阻碍了城乡在经济发展机会上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二元体制的惯性影响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难以获得同步转变,是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机会一体化的根本要害之所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机会的一体化,不应仅仅瞄准城乡产业布局的调整,更关键在于改革城乡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服务制度。
  • 需求、行动与社会发展
  • 从社会本体论角度来看,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动机,需求是验证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形式,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人的需求与生俱来,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利益是人的存在及发展的本性需求。人的需求具有不断更新上升的无限性。人为了要实现自我利益,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结成社会关系。需求决定社会发展,需求推动制度变革,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的需求决定的。
  • 逆周期调节与“政府信用替代资本信用”——苏州工业园区三次遭遇危机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案例分析
  • 基于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中国经验发现:在危机条件下私人部门的顺周期行为是常见的;而逆周期调节则需要政府信用对私人资本信用的有效替代;这不仅能够烫平经济波动,并且当复苏和高涨接踵而至之际还会产生制度收益。市场化改革使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和承担有限责任的地方之间发生政府信用分化。由此,一般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内在对接中央政府信用以替代外部资本信用的客观条件。而本文案例论证的苏州工业园区之所以能够在20年间多次“化危为机”——在1988--1994年滞涨型周期性危机之中逆势而起、在1998--2001年通货紧缩期间获得国家战略投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际推进结构调整,主要是因其承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而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体制”特征。亦即,园区“政企合一”的地方政府信用很大程度上带有无限责任的特点,才能够平滑对接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信用,共同完成对外部资本信用的替代。
  • 全球化调整期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中国定位
  • 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单极化利益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已对新型国际分工的方向调整产生阻碍。全球经济要从衰退中复苏,有赖于一个包容更广泛增长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这个新秩序在贸易领域必须充分反映处在全球化各分工阶段国家的利益要求。凭借巨大的增长和正向外溢潜力,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引领者。在现有秩序与新秩序交替的过程中,中国应奉行集体行动与利益共享的原则。
  •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问题与转型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随着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不断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方面特点:宏观调控目标宽泛化、以财政政策为主导、频繁地运用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市场。尽管这些特点在以往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的新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空间收紧会导致目标宽泛化的低效率问题凸显。运用财政政策“调结构”会导致经济结构“越调越乱”。产业政策则会阻碍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形成巨大的寻租空间。新常态需要新宏观调控是时代的新要求。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大幅简化宏观调控目标,强化货币政策的核心地位,减弱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并大幅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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