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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群众公权观:创新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
  • 本文以社会管理“公仆路线”和“社群路线”的分析为视角,提出社会管理的思想原则: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以“权为民所赋、责为民利谋”的群众公权观的思想创新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管理预算与服务“博弈矩阵”的分析,阐释了党委在社会管理两对基本矛盾关系中,“统领天理,协调人欲”的地位和作用。
  • 灾害救助中的政府与NGO互动模式研究
  • NGO在灾害救助中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在灾害救助中最能显现政府与NGO的互动关系。本文聚焦灾害救助中政府与NGO的互动模式,以日本阪神地震、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助为个案分析了自主协作型模式,以中国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害救援为个案分析了行政吸纳型模式,并进一步比较两种互动模式,为中国政府灾害救助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 “富强”语境下的可欲性自由剖析——康有为和严复自由观之比较
  • 由于“西方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个“转型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康有为和严复以各自的理论视角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而在当时“富强”也几乎成为压倒性话语。即便在“富强”语境下,康有为和严复依然为“自由”留下了探讨的理论空间,某种程度上他们探讨的就是“自由”与“富强”的关系问题,他们主张在“富强”语境下自由也是可欲的,只不过它被“富强”所涵容而已。通过文本解读,我们发现,康有为和严复二人基本上都对自由作积极和消极两种解,也就是说他们既承认自由是一种工具善又承认自由是一种目的善,不过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康有为更多倾向于积极自由,而严复更多倾向于消极自由。
  • “文化”新解与文化的社会和谐功能
  • 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指出当下社会对文化概念的误解(物质化、宽泛化和去层次化)及其危害,进而提出文化概念必须具备的要素:人本化、价值导向化和层次化。认为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是理论抽象思维和艺术形象思维的统一,并通过文化的新理解,解读文化的和谐意义及其不可亵渎的神圣价值。第二部分,从文化对社会发展、生活提升与社会和谐的特殊功能来论证文化的至上意义。并由此得出结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必须设定在精神文化而不是物质利益上,因为物质利益的核心价值导向导致争夺与冲突,精神文化价值导向引向进步与和谐。
  • 党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历史的契合与现实的互动
  • 党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密切相关,现代革命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领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必须是一个现代化政党。从历史发展看,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试错法”也证明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现代国家意识觉醒、民族独立、主权独立呼唤现代政党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前,党建国家、党治国家,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突出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党的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实现党的现代化。
  • 论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要义
  • 中国发展正面临持续性挑战,包容性发展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新战略思路。作为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亦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中国推进包容性发展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全面展开,但是考虑到中国现实状况,未来努力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完善公共政策和规范提升公共管理。鉴于当前面临的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失衡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业,以及改革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有助于解决此问题,因而可以作为近期的战略突破点。
  • 中国“高储蓄现象”的部门分析:1952~2008
  • 本文测算了1952~2008年中国居民、政府与企业三部门的储蓄率并分析了各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本文的研究发现:(1)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下降周期后政府储蓄率在国民储蓄中的地位已经居于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之后。政府储蓄率的下降一方面源自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源自政府储蓄倾向降低,这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与政府的职能变化密切相连。(2)上世.~g80年代中期后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预算软约束逐步“硬化”,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加大,因而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3)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与储蓄倾向上升推动中国居民储蓄率走高。企业与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是中国储蓄在高位持续的原因。
  •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 当农地产权过于模糊时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当农地产权过于清晰时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明晰产权的私有化路径这一西方经验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也陷入了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正在重复西方困境的老路,农村公共福利供给中由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困境正在中国农村不断上演。实现由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向公地喜剧的跳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加强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所建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的每一级都能继续发挥作用,使统分结合的统的组织保障能够实质性地运转,使农户对村社集体的责任在被取消后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再次生发出来并继续维系。唯如此,方能实现正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 不确定性:创新发展的价值与寻求
  • 不确定性,即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中,行为的结果具有不可预知的风险性,表现为无序性、差异性、随机性、模糊性和不可预见性等。不确定性是普遍的现象,复杂的不确定性给发展带来了困难,但也带来了创新的动力与挑战。本文从不确定性在发展实践中的反映,不确定性对创新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在不确定性中进行确定性探寻的基本路径与方法等视角入手,表明不确定性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是创新发展的动力,应该视不确定性为友而不是对抗。发展需要将人们领到安全的确定性地带,探寻确定性不能将不确定性纳入思维定势和成见之中,必须创新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政党形态、理论与立场
  •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且不断变革的时代,没有人能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是什么让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在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更加勇猛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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