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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革命与“革命叙事”
  • 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始于清季而兴于民国。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家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刊印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基础上,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撰写了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及书写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既有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的“革命叙事”,也有从“近代化”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嬗变的“现代化叙事”;既有从民族主义立场书写的“百年国耻史”,也有从弘扬民族文化角度书写的“民族精神史”;既有立足基本史实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行叙述的实证性倾向,也有从思想文化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动进行阐释的文化史趋向。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及书写方式,深化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值得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对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问题作了多次研讨并形成一些研究心得。这里选载的这组文章,便是该室五位学者研讨的初步成果。
  • 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 当陈旭麓向钟叔河推荐重版蒋廷黻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蒋廷黻在书中所宣告的那个论断——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近代化;若能,中国是有希望的,若不能,则中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近代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知识界一个流行的“热词”,到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若干思想解放运动所呼应的时代主题词,中国学人对它的内涵以及与中国现实关系的理解,经历了若干起伏与变迁。
  •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文化审视
  •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①,是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史学名著。该著宏观鸟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大势,着力抓住近代政局变化的关键点,准确把握近代政治发展之历史走向,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如阐述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政治权力下移与汉族官吏地位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新的满汉矛盾,如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观察民初政局。
  • 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 江苏无锡钱穆先生(1895—1990),一代鸿儒,自学成才,兼涉四部,尤以国史名家;从教历小学、中学而大学,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有教无类;于风雨飘摇中坚守与阐扬中国文化,尊之者以为朱子以后一人而已。笔者读钱穆书有年,沉醉其中,拟发掘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我之所谓“学术精神”,旨在彰显如影随形地“指导”其作出历史判断、进行历史书写的学术理念、价值观与人文意识。
  •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 吕思勉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①,足见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重视近代史,留下颇为丰富的近代史著述。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著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为1943年在辅华中学讲课时的讲稿。
  • 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
  • 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王夫之论“风俗”与历史盛衰
  •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注重把风俗与政治得失、国事治乱、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考察,善于抓住影响风俗变迁的主体,阐幽洞微,揭明历史盛衰之故;他对风俗淳浇的的辨正、对士风良莠的辩驳及对移风易俗的探究,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体现了自觉的历史总结意识;尤其强调“有志者所不容不以叙伦拨乱自责也”,充分彰显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认识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 浦起龙及其史论探研
  • 浦起龙在读史和注释《史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史学评论,他先后就“经史合一”、“班马异同”、刘知畿改造纪传体史书的主张等议题发表评论,同时对刘知畿的史学理论及影响进行阐发和评点。虽然其中有些史论缺乏新意,但由于评论的角度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给后人不少的启迪。其中关于刘知畿和《史通》的评论,则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史通》的研究起着“导乎先路”的作用。
  • 试论北大国学门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成就与不足
  •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这四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风范,为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北大国学门作为最早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学术机构,在整理档案过程中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 马克思主义史家风采的全面展示——《吕振羽全集》出版述论
  • 《吕振羽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一部全面记录吕振羽一生治史经历和学术发展,充分反映这位史学大师睿知思想和科学探索精神的大型文献汇编。《全集》客观展示了吕振羽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光辉风采。编辑出版《全集》,既是对他一生治史文献的系统整理,也为今人乃至后人的历史研究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全集》编纂分类排序严谨缜密,整理校勘精益求精,为汇编文献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考信方法
  • 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叙事范围涉及他所知道的“人类居住世界”。《地理学》的史料来源主要有:斯特拉波实地考察所得史料,同时代人提供的史料,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选择史料方面,斯特拉波提出了颇有特点的考信方法。
  • 伊波利特·泰纳的政治哲学与文明史观——对《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的解读
  • 泰纳是引领19世纪后半期法国学术思想的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在普法战争失败和巴黎公社血腥内战的刺激下,他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向了现实关怀,历经二十年出版了煌煌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希图探查现代法兰西文明衰弱不振的病源。《旧制度》卷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泰纳在书中将旧制度时期的中央集权化进程,视为造成法国文明内在解体的根源,并详尽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趋向衰弱的文明种种外在的表征。由于1870年代法国特定的时代情境,这部著作出版本身就成为当时的一起重要事件,知识界对它褒贬纷陈。随着第三共和国的确立和稳固,大革命成为新生共和国的合法性来源,泰纳的著作受到官方革命史学的猛烈攻击,并沉沦近一个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共识在法国知识界的形成,他的著作及思想才重新受到关注并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
  • 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 吴怀祺,1938年生,安徽庐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197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撰学术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易学与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主编)第4册、《中国文化史·宋卷》等;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点校整理古籍有《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田间易学》等;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2016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周倩博士生对吴怀祺先生进行了访谈。
  •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秸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
  • 越南阮朝最早的一部总志——《皇越一统舆地志》探研
  • 《皇越一统舆地志》的编纂起因,是为了凸显嘉隆武功,俾有益于治道,以及解决时存志书不敷其用的问题。经历了实地查勘和对口述资料、旧有图籍的搜集和整理,在嘉隆五年(1806)九月之前,该书终于修成。该书的总纂修是黎光定,同时还应看到吴仁静、黎良慎等人的贡献。在叙述结构上,是书有着不同于其他志书的鲜明特点,是对当时实际政区状况的记载。做为一部总志,其地理学价值是最为显著的,在政区的断面复原、纠正其他典籍之错讹、补充志书之记载方面,贡献颇大。它所保存的丰富资料,成为后来志书编撰的重要来源,其中所保存的国音地名和蛮音地名,由于是当时当地民俗民风的直观反映,因而尤具价值。
  • 读者·作者·编者
  • 编辑部收到各地寄来的许多优秀稿件,对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为了做好编发工作,有些事项需要作出说明。一、我们特别欢迎原创性、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文章。二、请作者注意我们刊物的性质。有的来稿虽然很好,但由于与本刊性质不符,这些稿件也难以采用。
  • 传本《左传》僖公十五年质疑
  • 《左传》著于竹帛早在战国,然两汉时仍有文字羼人。西晋杜预(222—284)《春秋经传集解》问世,《左传》才形成稳定的传本。但这种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发现,《春秋经传集解》在南北朝的传抄过程中,也可能有后世羼入的内容。笔者不揣浅陋,从正文与杜注两方面对传本《左传》僖公十五年的一段文字提出质疑,敬请专家赐教。
  •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5年12月26日至2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围绕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史学精粹
  • 李建:《赵涝〈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彷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
  • 《史学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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