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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殷人宝玉、用玉及对玉文化研究的几点启示
  • 甲骨文所反映的殷人宝玉意识及用玉制度对我们认识商代及其前、其后不同时期的用玉制度及其发展是很有启示的.
  • 《今本竹书纪年》周武王、成王纪谱排列问题再分析——与夏含夷教授商榷
  • 美国学者夏含夷为《今表竹书纪年》伪书说翻案有一个重要假设,即《今本》中周武王、成王纪谱有“四十字”的错简,而这是西晋整理者有意误排的。他以此说明《今本》与汲冢原本是一脉相承的。本文广泛征引先秦两汉的资料,并结合周初历史实际的背景,对夏氏假设中的消极证据和积极证据进行了全面的论析,提出了充分的驳议,从而证明了所谓“四十字”错简说,无论是从文献的考证,还是从逻辑的推理来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 两汉“故事”论考
  • 在两汉主要的法律形式律、令、科、比之外,故事还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在汉代政治法律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汉王朝设“掌故”一职“主故事”。本文在搜集两汉故事的基础上,主要考述了两汉故事的形成与废止,两汉故事的内容,两汉故事的法律效力与地位等问题。
  •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
  • 礼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礼制性建筑中,明堂、辟雍、灵台在历代都城中位置十分重要,对明堂的研究应首先搞清楚它们彼此的关系。平城明堂作为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大量的建筑石料来自当时正在开凿的云冈石窟,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深化问题本身,而且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也会有所启发。辟雍的水源出自如浑水,而如浑水与平城的研究密切相关。在与长安、洛阳另三处明堂遗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平城明堂的显著特点。从中也可看到孝文帝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 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
  •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二转化后,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因此,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 唐五代供奉官考
  •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指出:在唐代前期,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出现台谏官“内供奉”,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出现宣徽供奉官.属加衔性质,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 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
  • 刘晏少年举神童入宫,得到宰相张说和肃宗母杨妃的赏识,由此获得接近内廷的机会。肃宗、代宗二朝,他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忠翼)建立特殊关系,并从而成为皇帝心腹,参与和主持了除元载事件,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是使职发展过程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其中不排除使职本人保身固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羡会”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关系的基础。
  • 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 乡司是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人物,其地位经历了由乡里基层政权的下属逐步上升为县吏的变化。这是因为乡司负责县乡赋税征收各类簿账书算的职责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成为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交接点和中间环节,是宋代州县基层政权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乡司的出现适应了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需要。同时,乡司的地位变化,也反映了宋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和功能的不断调整。
  • 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
  • 本文对北宋仁宗后纷繁的朝廷校勘状况进行了爬梳.首次勾勒出30次校勘的概况。并对史籍中不少相舛的记载进行考证,解开了若干疑团。又从两千年校勘学史的角度对北宋全貌进行考察,首次提出校勘记独立成书是在北宋.并揭示出北宋校勘与“小学”互相促进的状况。第一次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北宋校勘.揭示出它们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望本文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所帮助。
  • 金代监察制度探析
  • 本文从金朝官制的整体变化与女真封建君主集权确立的过程中探讨了金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运作机制与民族特点。金代监察机构名称始见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有名无实。实际产生于熙宗封建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天眷官制”,初期形同虚设,海陵王加强君主集权,监察制度才真正发挥作用,章宗时最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察体系。加强君主专制,维护集权政治;整肃吏治,弹纠官邪;审决冤狱,平反昭雪是金代监察制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的特征。表现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特点和金代一省制度下监察机构的发展趋势。
  • 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
  • 后全进入辽沈地区(公元1621年)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促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国政制,以遏制八旗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巩固后金统治。这一目的虽然基本达到,却对其后皇太极的统治造成严重不利后果。总的说来,八王共治国政制对于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
  • 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
  • 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土地产权变更,清代里社的组织和功能均较明代发生很大变化.且雍乾以后渐趋废弛。与此同时.由地方和自然村两级组成的乡地组织形成,它与里社之间存在着历时态沿革和共时态并存的复杂关系,主要职能是催纳田赋、分派差徭及应付其它官差。从长时段角度看,里社的衰落和乡地的产生反映了秦汉以后国家日益强固、社会日益散弱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为近代化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立留下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历史遗产。
  • 也说《周礼》“柴”与《楚辞》“些”
  • 本文从商代祭天帝的火祭“帝”、“尞”、“祡”谈起,在考察商、周祭耙承继关系等基础上,论证了《周礼·大宗伯》所载“禋”、“柴”、“燎”都是周人的耙礼,认为《周礼·大宗伯》的有关文本不存在任何问题,认为周礼柴祀日月星辰是西周“天”的观念产生以后的产物。并对柴祀可能为古东夷的“特产”提出了怀疑,否认了《周礼》“柴”与《楚辞》“些”同义,否认了《楚辞·招魂》中“些”可能是“柴祀”之“柴”的说法,重申了《招魂》“些”只是一个语辞.认为在楚俗招魂中.“些”声音的运用比它本身的词义重要。
  • 耻堂奏札与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项岁收年代的考辨
  • 高斯得的《耻堂存稿》及其中保留的若干奏札,是研究南宋后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当时军情扰攘,朝政杂沓,这些头绪纷繁的奏札,非经一番考辨而不易利用。本文围绕一篇《轮对奏札》的内容和写作年代展开讨论。考述了蒙军“斡腹之计”前一阶段的某些实施情况,及宋理宗中期的政局财计,辨正了近年与此有关的某些讹误,并重新确认了淳祐六年(公元1244年)前的一项货币岁收统计数字。
  • 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吏》评介
  • 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以张星烺、向达、方豪等一批学者开创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中西交通史,解放后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到了80年代,这门学科又发展为中外关系史。但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
  •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唐后期、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在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寺院经济方面,如那波利贞三四十年代的系列文章、
  • 读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 近年来在明史研究的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丰硕。但在明朝中后期社会开始发生变异之时,却有许多历史问题,仍似隐似现,若明若暗,尚有待于研究澄清。韦庆远先生为了全面评说这时的政局和张居正其人其事,竭力探索历史的真实,全面论证其价值,正确阐明其地位,客观肯定其作用及其局限,从张居正入手,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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