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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诸王念不烈考
  •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大德二年 (公元 1 2 98年 )五月己酉条载 :“诸王念不列、妃扎忽真诈增所部贫户 ,冒支钞一万六百余锭 ,遣扎鲁忽赤同王府官追之。”同书卷二○《成宗纪》大德五年六月条又载 :“赐诸王念不烈、妃札忽而真所部钞二十万锭。”大德五年七月条又云 :“给诸王妃札忽而真及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元史·成宗纪》这几处提到的诸王念不烈 (列 )及其妃扎忽 (而 )真不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和《元史·诸王表》 ,限于资料 ,中外学者也从未涉及这一问题 ,其世系所出、分地所在始终是治元史者存疑的问题之一。笔者在研究元代河西蒙古诸王的过程中 ,偶从乾隆《陇西志》中发现《宝庆寺约禁令旨碑》这一珍贵史料 ,为前人所未提及。该碑显示 :诸王念不烈的分地应在河西一带 ,他本人很有可能出自窝阔台系阔端家族。现结合其他一些史料考述如下。《宝庆寺约禁令旨碑》载 :  天的气力里 ,皇帝福荫里 ,察忽真妃子、捏木烈大王令旨 :管民官人每根底 ,城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 ,经过的使臣每根底 ,军官军人每根底 ,先前圣旨里、如今皇帝圣旨 :和尚、也立可温、先生每 ,不拣什么差发休当 ,告天祝寿者。依着圣旨体例里 ,这巩...
  • 释秦律“拔其须眉”及“斩人发结”兼论秦汉的髡刑
  • 唐律中有拔发徒一年半或杖八十的规定。在云梦秦简中则有“拔其须眉”、“斩人发结”完为城旦的规定 ,日本学者堀毅曾试图以“面子”观念加以解释。① 高敏先生则在相关书评中指出 :“堀毅先生还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即因斗欧致伤他人颜面及须发 ,要处以特别重的刑罚。……为什么要处以重刑呢 ?堀毅氏认为是因为伤了他人的‘面目’ ,要影响到他人的面子 ,而‘当时能否保存体面甚至关系到其整个人格。’所以秦律中对此特别要科以重刑。如果结合秦律中的髡刑、耐刑、完刑等刑罚名目及其变化来看 ,更可见能否促使形体的完整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② 虽然我们不尽同意堀毅氏的见解 ,但他对秦律这两条条文的重视以及高敏先生的敏锐眼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我们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③,试图从法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两条法律条文加以诠释 ,并阐述相关的问题。一秦律《法律答问》中有“斩人发结”、“拔其须麋 (眉 )”加以刑罚的条文 :或与人斗 ,缚而尽拔其须麋 (眉 ) ,论可 (何 ) (也 ) ?当完城旦。拔人发 ,大可 (何 )如为“提” ?智 (知 )以上为“提”。士五 (伍 )甲斗 ,拔剑伐 ,斩人发结 ,可 (何 )论 ?当完为城...
  • 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 在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桎梏以后 ,近年来 ,对宋代货币史的研究明显地有了进展 ,无论是对宏观问题还是对微观问题的研究 ,都比过去明显地趋向深入 ,高聪明先生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版 ) ,就体现了这种研究的进展和深入。首先 ,我认为本书较好地实现了史与论的结合。目前史学界有二种令人忧虑的倾向 :一种是被人们批评为“浮躁”的倾向 ,即有一些史学著作作者对基本的史实都没有了解 ,就大发宏论。其背后的推动力是急于成名、评职称和各式各样的考核。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反对“浮躁”的人走了极端 ,他们反对一切“宏论” ,要求人们必须把所有的史事都搞清楚、把所有的书都看完 ,然后再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永远停留在对史实的研究上。这二种倾向都妨碍正常的史学研究。本书的作者是位年轻学者 ,他没有依从那种“五十岁以后再发宏论”的意见 ,在本书中大胆地对宋代货币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发了不少“宏论” ,而这些“宏论”中有不少是极富开创性、极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下面我将专门进行讨论 )。同时 ,本书作者又在史实考定、史料搜集和分析上下了较大功夫。例如 ,作者搜集到了宋...
  • 摩邻: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
  • 关于《新唐书》、《通典》“摩邻”故国的勘同 ,本文提出 :一、符合记载条件的地区 ,非位于今撒哈拉沙漠迤南、有着宽阔内陆三角洲的尼日尔河上、中游地区莫属。二、当中世纪 ,尼日尔河中、上游地区相继出现“加纳”等灿烂文明。“摩邻”应是当地曼迪人对自己王国的泛称“马里”。三、“摩邻”三“法” :“大秦”指早期受到罗马文化影响的柏柏尔人 ,“大食”指近期入侵的阿拉伯人 ,“寻寻”指包括曼丁哥、索宁凯、桑海、豪萨等土著黑色人种 ;“寻寻”乃“桑海”一词变形后的译写。四、记载转摘自杜环《经行记》 ;作者之所以能够得到地域如此遥远的确实信息 ,一是由于亲身到过濒临“西海”的北部非洲 ,一是由于撒哈拉沙漠的南北在历史上存在着令今人难以想像的频繁往来。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邮购书目
  • 书  名编 (著 )者出版年月单价 (元 )书  名编 (著 )者出版年月单价 (元)百年中国史话丛书王忍之主编 72 0元 /套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 1999/ 0 92 0 7(精 )第一辑 (共 2 3册 )张海鹏 2 0 0 0 / 112 0 7杨升南第二辑 (共 2 3册 )张 磊 2 0 0 0 / 112 0 7虢国墓地的发现王 斌 2 0 0 0 / 0 7159(精 )第三辑 (共 2 3册 )陶文钊 2 0 0 0 / 112 0 7 与研究第四辑 (共 2 3册 )杨奎松 2 0 0 0 / 112 0 7中国活字印刷术史金波 2 0 0 0 / 0 4 173(精 )王国维学术随笔王国维 2 0 0 0 / 10 2 1 的发明和早期传雅森·吾守尔唐代翰林学士毛 蕾 2 0 0 0 / 10 17 播 (大 16开 )胶东半岛贝丘遗社科院 2 0 0 0 / 0 2 10 4 (精 )彝族史要 (上下 )易谋远 2 0 0 0 / 0 575 址环境考古考古所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 1999/ 0 52 7中国近代启蒙思丁守和 1999/ 1112 4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王尔敏 2 0 0 0...
  •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 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
  • 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 ,唐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机构的变革上 ,还表现为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和政务文书形态的转变。“敕后起请”是唐代中后期一种普遍应用的政务文书 ,具有固定的文书特性 ,体现的是政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决策权力。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 ,包括两税法的实施 ,都通过“敕后起请”的形式。与“敕后起请”相关的还有“敕后商量状”。此类文书的应用 ,表明宰相决策权逐渐走向实务化 ,宰相职权日渐政务化。
  • 吐谷浑与昆仑玉
  • 研究丝绸之路史的学者 ,都注意到青海路的存在及其在某些特定时期的重要性。本文研究南北朝时代 ,当吐谷浑民族占据青海丝路并扮演丝路重要中转角色时 ,经由青海路所进行的由西向东特别是向南朝的玉石及玉器贸易。由于吐谷浑境土西拓与产玉之地于阗接界 ,而政治局势又迫使河西走廊失去丝路干道地位 ,南朝必须经由吐谷浑 (河南国 )才能获得于阗玉石。在这个过程中 ,吐谷浑境内可能也存在着玉石市场。研究进一步显示 ,于阗地区的玉石加工业 ,可能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
  • 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
  • 西晋诸侯的分食比例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九分食一、十分食一诸说。本文对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这两个封爵体系作了探讨 ,并在作者自己对西晋课田、田租的认识之上 ,认为 :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之间的禄奉礼秩不是通过封户的多寡 ,而是通过分食比例的高低来表示的 ;五等诸侯三分食一 ,列侯十分食一 ,《晋故事》佚文中所反映的正是这两种分食比例 ;九分食一是东晋的制度 ,而所谓的四分食一是不存在的。
  • 《魏书》勘误一则
  • 《北史·源贺传》附子《源怀传》载 :“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 ,劲兄子祚与怀宿昔通婚 ,时为沃野镇将 ,颇有受纳。”而《魏书·源贺传》记同事则云 :“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 ,劲兄于祚与怀宿通婚 ,时为沃野镇将 ,颇有受纳。”“劲兄子祚”作“劲兄于祚”。依古书行文惯例 ,此处似应以“劲兄子祚”为是。检《魏书·于栗传》 ,于栗子洛拔有六子 :烈、敦、果、劲、须、文仁 ,而长子于烈有五子 ,其中于祚为其长子 ,可证于祚确为于劲长兄于烈之子。《魏书·[email protected]化昆
  • 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
  • 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两汉时期 ,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先秦而言大为下降 ,引起了当时诸多人士的重视 ,他们为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使得生态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宏丰文化遗产之一部分。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 ,对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爬梳和探讨 ,力求全面地反映其真实的概貌。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是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基本方面 ,即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应有的和谐与统一关系的思考 ,认为这一思想具有辩证法“合理的内核” ;第二部分勾勒了生态保护措施主张 ;最后 ,在宏观上对这一时期的生态思想予以简要概述。
  • 《史记·项羽本纪》“背关怀楚”新解
  •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篇末“太史公曰”在盛赞项羽灭秦功绩的同时 ,对其最终败亡的原因也作了深入剖析 :“及羽背关怀楚 ,放逐义帝而自立 ,怨王侯叛己 ,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谓霸王之业 ,欲以力征营天下 ,五年卒亡其国 ,身死东城 ,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过矣。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其中“背关怀楚”一语 ,唐人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云 :“背关 ,背约不王高祖关中。怀楚 ,谓思东归而都彭城。”司马贞《索隐述赞》也评论说 :“违约王汉 ,背关怀楚。”语义略近《正义》。今按张、司马二氏的解说尚须斟酌 ,似有悖太史公之原意 ,今人不可盲从。“背关怀楚”一语虽仅有四字 ,然却颇值玩味。按“背”字通常作“违背”解 ,但亦可释为“离开” ,所谓“离乡背井”者即是。“关”指关中 ,“怀”即思念 ,“楚”为楚地 ,《正义》释语并无不妥。“怀楚”之意 ,确如《正义》所云是“谓思东归而都彭城” ,然“背关”二字与“怀楚”连缀一起 ,当有并列强调或互为因果关系。当秦王朝行将崩溃之际 ,楚怀心曾“与诸将约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沛公刘邦先入关中 ,攻取秦...
  •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
  • 《二房赀产清簿》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歙县江村盐商江仲馨的资产簿 ,本文根据《清簿》的相关记载 ,从江仲馨商业资本的来源、商业利润的出路以及商业衰落的原因等问题分析入手 ,深入考察了江仲馨经营盐业活动的情况 ,并由此揭示了有关徽州盐商研究中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如徽州盐商在近代社会变迁以及经济、政治环境中的兴衰历程及其根源。
  • 元“回回哈的司”研究
  • 唐宋时期 ,政府在广州等地“蕃客”聚居区 ,设政教合一组织“蕃坊” ,由蕃长依本俗法 ,自治其徒。蒙元时数以万计的域内外的穆斯林进入中土 ,元朝政府设“回回哈的司”处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回回哈的司”的行废与元代政治息息相关。
  •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五则
  • 最近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 ,发现点校方面尚有若干可议之处 ,现依原书册数、页码、卷名列于次 ,备读此书者参考。1 册一 ,页 1 35 ,《礼仪志二》述北齐官民祭祖之制时云 :“王及五等开国 ,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 ,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从五品已上 ,祭三世。三品已上 ,牲用一太牢 ,五品已下 ,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 ,从七品已上 ,祭二世 ,用特牲。正八品已下 ,达于庶人 ,祭于寝 ,牲用特肫。”文中两处存在问题。首先 ,一、二句所针对的官员品级相互重迭 ,正、从三品官既可祭五世 ,又可祀三世。就制度言 ,显然不妥。其次 ,第三句涵盖面不完整 ,未及正、从四品官祭品的规格 ,行文当有讹误。据上下文 ,该制划分以正六、正八品为上限 ,从三、五、七品为下限 ,“正三品”应正作“正四品” ,疑涉上文“从三品”之“三品”而致讹 ;“五品已下 ,少牢”应与上文对应 ,改为“五品已上” ,疑涉下文“六品已下”之“下”字而致讹。这样或许更近于北齐制度。2 册一 ,页 1 36 ,《礼仪志二》述隋代天子七祀有“其司命 ,户以春 ,灶以夏 ,门以秋”云云。司命、户等乃古代王为群姓所立七祀 ...
  • 宋代急脚递考
  • 关于宋代急脚递的传递方式 ,向有乘马传递说与脚走传递说之分歧。笔者经过考证 ,以为宋代各个传递等级 ,并不是以交通工具的行速限度而定 ,而是根据文书的性质和各类传递规则所定。宋代急脚递实际上是乘马传递与脚走传递两种方式兼用。
  • 《旧唐书》标点勘误一则
  •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高力士传》 :“(天宝 )十四载 ,置内侍省 ,内侍监两员 ,秩正三品。”据此 ,似乎内侍省设于天宝十四载 ,有内侍监两员 ,实际上这是由于标点之误而造成的误解。《旧唐书·职官志》载 ,唐高祖武德七年定令 ,以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可见唐初已有内侍省。此后 ,内侍省之名称虽更改过 ,然机构、职事则无变化。如《唐会要》内侍省条载 :“龙朔二年 ,改为内侍监。咸亨元年 ,改为内侍省。光宅元年 ,改为司宫台。神龙元年 ,复为内侍省。”因此 ,此句正确标点应为 :“十四载 ,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 ,秩正三品。”不应将“置内侍省”和“内侍监两员”断开。这表明当时所置乃内侍省中内侍监一职而非新设内侍省。又《新唐书·高力士传》称 :“ (玄宗 )帝初置内侍省监二员 ,秩三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三年 :“十一月 ,己未 ,置内侍监二员 ,正三品。”均可证明该点。唐太宗为防止宦官擅权 ,曾有如下规定 :“内侍省不立三品官 ,以内侍为之长 ,阶第四 ,不任以事 ,惟门阁守御 ,廷内扫除 ,禀食而已。” (《新唐书·宦者传》)基于此 ,玄宗此时设置品秩正三品的内侍监则值得注意。内侍...
  • 北宋加役流新探
  • 加役流作为北宋刑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北宋刑罚体系中有其特殊性。本文分析了北宋加役流的特点与功能 ,并在揭示加役流刑弊端基础之上 ,探讨了北宋统治者为此采取的若干对策。
  • 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
  • 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晋侯苏编钟问世以后 ,铭文的历法问题引起中国及海外学术界的兴趣。本文提出两种新的观点 :( 1)铭文所载“三十三年”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 ,即公元前 795年 ,可是所载四个月份、月象和干支具备的历法记载却与此年不合 ,而合乎次年公元前 794年。本文提出两个解释以说明这一点。 ( 2 )“晋侯苏”即晋献侯无疑 ,可是《史记·晋世家》以其在位年为公元前 82 2—公元前 812年 ,与公元前 795或公元前 794年不合。因为在《史记》所载晋侯的世系里 ,献侯的儿子为穆侯、穆侯的孙子为昭侯 ,与周礼昭穆制度相矛盾 ,所以本文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 ,献侯实际在位年是宣王三十三年到四十三年 (公元前 795—公元前 785年 )。如此不仅与晋侯苏编钟铭文所载历法记载全合 ,并且也可以说明一系列中国古代年代上的问题。
  • “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
  • 昭帝时期 ,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 ,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斗争 ,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 ,“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正是这种复杂政治局势的反映 ,它的出现为宣帝得即大统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也拉开了西汉后期易君受命活动的序幕。
  • 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
  • 本文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江汉平原垸田的一些基本经济特性。文章认为烷田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其土地可分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其形成则分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及先围垸再垦辟成田(围湖造田)两种。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包括水旱轮作制、单季或双季稻作、粮棉等连作混作轮作等。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在地方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
  • 兀良哈三卫南迁是明代政治军事事件 ,但由于三卫恰位于农牧过渡带上 ,故兀良哈南迁也常被看作是 15世纪气候变冷的结果。气候变冷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研究环境变迁影响人类活动的学者比较通行的看法。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并根据现代气候状况进行推演 ,对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提出质疑 ,进一步强调了三卫南迁中军事、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 ,从而证明要判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南下的确切原因 ,还需要许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要考虑到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 ,而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仅仅是气候变冷的结果。
  •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杂识
  • 文献中所记载的历代田土数字是否可信 ,学界曾有过许多考证和讨论。何炳棣先生《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 995版 ) ,是其中甚具影响的一种 ,但也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 ,兹略述如下。首先 ,从“中国历代”的角度看 ,书中所论存在许多空白点。本书是以西汉的提封田、宋代的经界、明初的清丈等几个点为中心来展开论证的 ,其中着重论证的是明清的土地数字为赋税单位而非实际土地面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土地数字成为赋税单位 ,是东汉以来始终如此 ,还是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如是后者 ,它又是怎样演变的 ?转变的契机何在 ?———对这些关键问题 ,作者未作论证。因此 ,作者所澄清的史实是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的状况 ,而不是“中国历代”的通例。同时 ,对这一现象形成的过程、原因及其意义不作深入探讨 ,又大大影响了本课题的研究深度。其次 ,从论证上看 ,书中某些结论的根据似亦欠充分。如作者认为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的田土数字是可信的 ,理由是“西汉自始即是按收成征收田租 ,不是像明清按亩征税 ,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汉垦田之数 ,原则上是真的亩数 ,不是像明清时代大打折扣才登记的册亩之数” (第 1 ...
  • 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
  • 东莞何氏家族为元明之际岭南地区最为显赫的家族 ,何真则是元末明初直接影响广东政局的第一号人物。本文以《庐江郡何氏家记》为基本依据 ,对元明之际的何真及何氏家族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研究 ,对何真在元末时完成广东局部统一及明初时何真对广东政局的影响以及“蓝党案”对何氏家族的牵连等问题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标点正误
  •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 :“城阳恭王祉 ,字巨伯 ,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按 ,此处标点有误。《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世祖光武皇帝 ,讳秀 ,字文叔 ,南阳蔡阳人 ,高祖九世之孙也 ,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 ,买生郁林太守外 ,外生巨鹿都尉回 ,回生南顿令钦 ,钦生光武。”据此 ,光武帝刘秀这支的世系如下 :刘邦—刘恒—刘启—刘发—刘买—刘外—刘回—刘钦—刘秀。自西汉高祖刘邦至东汉光武帝刘秀 ,凡九世。又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城阳恭王祉 ,字巨伯 ,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节侯买 ,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 ,为舂陵侯。买卒 ,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 ,子考侯仁嗣。……仁卒 ,子敞嗣。”可知 ,刘祉这支的世系应是 :刘邦—刘恒—刘启—刘发—刘买—刘熊渠—刘仁—刘敞—刘祉。自西汉高祖刘邦至东汉城阳恭王祉 ,亦九世。也就是说 ,东汉光武帝刘秀和东汉城阳恭王刘祉都是西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 (两人为同族兄弟 )。因此 ,上引《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文应标点为 :“城阳恭王祉 ,字巨伯 ,光武族兄 ,舂陵康侯敞之子也。”《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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