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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约法三章”小考
  • “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时宣布的一项重要政策。《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曰 :“吾与诸侯约 ,先入关者王之 ,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 ,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淮阴侯列传》亦提到了“约法三章”。《汉书·高帝纪》、《韩信传》与《史记》同。《汉书·刑法志》也记载了“约法三章”的内容 ,文字与《史记》并无出入。旧注家只是对文意进行疏解 ,而对“约法三章”本身没有质疑。2 0世纪 5 0年代以来 ,有些学者对“约法三章”的句读问题进行了探讨 ① ,还有学者对“三章之法”提出新的解释 ,认为其“主要内容应该是 :杀人者死 ,伤人有创和盗窃既遂的处笞刑”② ,可为一家之言。荀悦《汉纪》卷二曰 :“沛公与秦人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 ,及盗抵罪。”这一条记载与《史记》、《汉书》所记不同。很多学者都注意及此 ,但由于缺乏证据 ,不敢对《史》、《汉》的记载表示怀疑。只有蔡枢衡先生在提及“约法三章”时采用了荀悦的说法 ③ ,但未予说明理由。笔者陋见 ,以为荀悦《汉纪》的记载更符合情理 ,今试为证明之。第一 ,从文法上分析 ,《汉纪》较胜。既云“约法三章” ,按常理应当是三项法律规定。《史》、...
  • 孙叔敖“三相三去”考
  • 孙叔敖 ,春秋时楚国令尹。传世典籍中常见孙叔敖“三相三去”的记载 ,即孙叔敖曾三次出任楚相令尹这一职务 ,又三次辞去之。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如 :《庄子·田子方》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 :‘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 ,三去之而无忧色。’”《荀子·尧问》 :“孙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卑。’”《吕氏春秋·知分篇》 :“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 ,三去令尹而不忧。”此外 ,《淮南子·汜论》、《史记·循吏列传》、《史记·邹阳列传》、《新序·杂事第三·齐邹阳客游于梁》等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述。与孙叔敖的事迹相类似 ,典籍中又记春秋时楚国令尹子文“三相三去”的事迹 ,如 :《论语·公冶长》 :“子张问曰 :‘令尹子文 ,三仕为令尹 ,无喜色。三已之 ,无愠色。’”《国语·楚语》 :“昔子文三舍令尹 ,无一日之积 ,恤民之故也。”《潜夫论·遏利篇》 :“楚子文三为令尹 ,而有饥色 ,妻子冻馁 ,朝不及夕。”孙叔敖与子文同是春秋时之楚人 ,二人所处之时代相同 ,国别相同 ,亦都曾做过楚国令尹 ,而且又同时都有“三相三去”的事迹 ,两者之间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令人难以置信。由上引典籍可以看出 ,有关孙叔敖“三相三去”的记载都是在战国以后...
  • 《旧唐书》标点商榷一则
  •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应制之岁 ,李吉甫为宰相当国 ,宗闵、僧孺对策 ,指切时政之失 ,言甚鲠直 ,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 ,又为不第者注解牛、李策语 ,同为唱诽……吉甫泣诉于上前 ,宪宗不获已 ,罢王涯、裴学士……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 ,贯之再贬巴州刺史 ,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 ,随牒诸侯府。七年 ,吉甫卒 ,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累迁礼部员外郎。”李吉甫元和九年 (公元 81 4年 )十月病卒 ,元和七年 (公元 81 2年 )在相位 (《旧唐书》之《宪宗纪》并《李吉甫传》) ,故“七年”显然错误。傅璇琮先生在撰写《李德裕年谱》时 ,亦对此时间产生疑问 ,并以问号标出 ,但对疑误未及订正。《旧唐书》之《李宗闵传》所述即唐代著名的“元和制举案” ,事关“牛李党争”始因。此案发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 (公元 80 8年 )三月。四月 ,考策官被贬逐 ,制科登第人皆不按常例授官 ,牛僧孺先后授伊阙尉、河南尉 ,李宗闵授洛阳尉 ,二人同在河南尹、水陆运使杜兼幕任判官 ,“久之不调” (《旧唐书》之《宪宗纪》、《李宗闵传》 ,《昌黎先生...
  • 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
  • 关于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名称及相关称谓等问题 ,最近史学界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诸如“使用九品中正制的概念是一失误说”、“官品与资品统一说”、“乡品与乡论无关说”、“中正品第的获得为多渠道说”等等。本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辨析 ,并提出不同意见 :1 陈群创立的选官制度 ,其最初的名称既不叫“九品官人法” ,也不叫“九品中正制” ,而是称作“九品之制”或简称为“九品”。由“九品之制”到“九品中正制” ,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2 官品制度是以区分官员职位高卑为主要特征的官职等级制度 ,而不是一种虚拟的和为人才品级需要所设置的品级制度。官品是对官职等级的区分 ,中正品第是对人才等级的区分。“官品”与“中正品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间不存在所谓的“一致性”或“统一性”。 3 把中正品第称为“乡品” ,盖取中正主持乡论清议 ,并据以评次人才 ,铨定九品之意。乡品的获得并非是多渠道的 ,而是唯有中正评定一途。
  •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
  • 1 册三 ,页 777,《百官志下》记隋开皇时官制 ,云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廪市”误 ,应作“京市”。理由如下 :同处列举诸署名称后 ,又指出太仓、京市及导官三署的下属。太仓、导官均隶司农 ,“京市”亦当如是。但上文仅见“廪市”而无“京市” ,二者必有一误。该志后文述炀帝朝官制变化时称“司农但统上林、太仓、盾、导官四署 ,罢典农、华林二署 ,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页 798)。显然“京市”旧隶司农 ,上文“廪市”必是“京市”之误。《通典》卷二六《太府卿·诸市署》云“隋初 ,京市令、丞 ,属司农 ,炀帝改隶太府”亦是一证。2 册三 ,页 793,《百官志下》记隋罢乡官事 ,原标点作 :“ (开皇 )十五年 ,罢州县、乡官。”大误 ,应作“罢州县乡官”。依原标点 ,开皇十五年不仅罢除乡官还废除了州县 ,此为大事 ,但本纪、《通鉴》均不载 ,亦未见罢州县后设置任何新的行政区划 ,实为误解。该年所罢乃“州县乡官”。据同志所述 ,周、齐州郡县职中“自州都、郡县正已下 ,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 ,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 ,直谓之乡官” (页 790 )。开皇三年十一月...
  • 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
  • 士族是东晋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统治阶层 ,兵权是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中央禁军、都督区两类。本文对士族 (以侨四姓为主 )担任军职和统兵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归纳出 :一、士族掌兵权呈主体差异性、家族世袭性 ;二、由于兵力分布上的地域差异 ,东晋一度 (前、中期 )呈内轻外重之兵势格局。
  • 裴松之生卒年考
  • 裴松之字世期 ,以《三国志注》而知名 ,关于其生卒年 ,自钱大昕《疑年录》以来 ,多据《宋书·裴松之传》 ,定为生于晋咸安二年壬申 (公元 372年 ) ,卒于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 (公元 45 1年 ) ① 。而余嘉锡则据《建康实录》和《史通·正史篇》考定裴松之生于晋升平四年庚申 (公元 36 0年 ) ,卒于宋元嘉十六年己卯 (公元 439年 ) ,年八十。余嘉锡在《疑年录稽疑》一文中称 :“考《建康实录》卷十四曰 :‘子野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十三年受诏撰起居注。十六年 ,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 ,其年终于位 ,书则未遑述作。’此子野《宋略总论》之词也。子野一代良史 ,叙其先世之事 ,必无舛误。然则世期不卒于二十八年亦明矣。《史通·正史篇》曰 :‘元嘉中 ,命裴松之续成国史 ,松之寻卒。’尤为佳证……盖世期实以元嘉十六年己卯卒。若享年八十 ,则生于晋升平四年庚申矣。”② 余嘉锡虽然提出了可贵的质疑 ,然其所据《建康实录》失校 ,于有关文献及史实亦失考 ,因而《史通》作为旁证亦显牵强与费解 ,故尚难为“佳证”。第一 ,当据《文苑英华》卷七五四裴子野《宋略总论》校正《建康实录》的讹误 ,即“子野祖”当作“子...
  • 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
  • 本文考订了北魏太和至正始年间修令、班令的有关史实 ,指出太和以来令凡修定者多已班行 ;没有班行的 ,有的是因缺乏施用的条件 ,更多的是因修而未成。因此 ,《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孝文帝以来所修诸令搁置未行 ,其依据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结论似亦难以成立。同时 ,本文对存于《魏书》的后魏令篇目的勾稽 ,对北魏后期有关制度的法律形态和发展阶段的辨析 ,对孝文帝改革与有关立法过程的探讨 ,亦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 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
  • 本文详细考辨了北魏创立初年的制度变迁过程 ,指出北魏天兴初以汉晋制度为基础创立的礼仪制度 ,受典制阙佚的影响及北魏创立者汉文化水平的限制 ,实际上是一种“胡汉杂糅”的形态。而由于皇权与旧的部落大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鲜卑民族总的文化水平的限制、也由于北魏初期在中原还未能实行有效的统治 ,天兴初创立的一系列有限的汉化制度在数年之后的天赐二年 (公元 4 0 5年 )被鲜卑旧制完全取代。作者揭示北魏历史上这一次研究者鲜加留意的倒退事件 ,意在说明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 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 李开元先生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 ,作为 2 0 0 0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一种 ,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本书是近年来关于秦汉史研究方面一部较有影响的论著 ,作者在学术规范 ,学术创新 ,史料整合与考证诸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日本东京大学尾形勇先生称该书“为中华帝国问题的研究 ,提供了崭新的见解”。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指出 :“方法的明快考究和内容的丰富多彩 ,应是本书的特点”。作者 70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任教 ,后到日本学习 ,并在东京大学获文学博士 ,现任日本就实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这种学术背景使作者的论著既受中国史学研究影响 ,也受日本史学的影响 ,特别是在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上 ,后者的痕迹更为明显。一、本书的理论特色与学术成就1 理论特色。作者的学术研究是在一个大的理论背景下带动的。作者的宏观视角“中华帝国问题” ,即对持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官僚制王朝循环政治体制的探索 ,既注意到了自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也充分注意到了自西定生以来日本史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启示。作者的“中华...
  • 郭店简《成之闻之》的编连和命名问题
  • 郭店简所谓《成之闻之》篇正确的编序应该是第二组即简 4至简 6居首 ,下接第三组即简 7至简 2 0 ,再接第九组即简 34至简 36、第七组即简 2 9至简 30、第一组即简 1至简 3、第五组即简 2 4、第六组即简 2 5至简 2 8、第四组即简 2 2至简 2 3接简 2 1,最后是第八组即简 31至简 33和第十组即简 37至简 4 0。全篇整个 4 0支简首尾相当完整 ,浑然一体 ,不存在分出和调入的问题。根据古书惯例 ,篇题应该据篇首简 4的首句命名为《君子之于教》。
  • 论18世纪中叶澳门城市功能的转型
  • 16世纪中叶以降 ,澳门成为东亚极重要和繁盛的国际商贸港。但好景有限 ,从 17世纪中叶开始 ,由于葡萄牙国势的低落和新起殖民国家的挑战 ,澳门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 ,这种局面更由于葡萄牙有关当局实行排斥其他西人进入澳门的自闭政策而愈发严峻 ,到18世纪中叶 ,澳门经济已呈难乎为继的窘况。在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反作用下 ,葡澳当局采行外人入澳合法化的措置 ,由此带来澳门城市功能由葡萄牙贸易港向所有来华西人居留消费地的转型 ,澳门社会经济赖此得以复振 ,进而奠定“东方蒙特卡洛”的城市雏形。
  • 明代黄册档案的最后流散
  • 40多年前笔者研究明代黄册制度时即存一疑问 ,即数逾 1 70万册、制册年度跨逾 2 6 0年的黄册档案最终去向何处 ?最近在明清间人方文的《山集》中读到一条资料 ,一举解答了这一疑问。《山集》卷三《负版行》诗曰 :数年不到三山街 ,今春偶到多感怀。不知是何大书册 ,路傍堆积如芦柴。行人纷纷来买此 ,不论何书只秤纸。官价每斤钱七十 ,多买少买随人耳。借问此是何版图 ?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 ,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 ,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 ,收藏不知几千万。一从世变陵谷新 ,此图废阁空埃尘。有司上言请变价 ,听民自取输官银 ,官召吏人估其值 ,十四万金可立得。富民争买入私家 ,零卖与人取微息。有一老翁立路傍 ,俯首见之神暗伤。曾为州椽写此册 ,一字错误忧彷徨。岂知今日废无用 ,口不敢言心自痛 ,也买一册负之归 ,看是何年何地贡。其中户口久凋残 ,田亩荒芜不忍看。若逢鲁国驱车叟 ,凭轼而趋鼻更酸。三山街在南京。这首诗写于清顺治十四年 (公元 1 6 5 7年 )春 ,时距清朝入关称制、击灭南京弘光小朝廷已十余年 ,统治已初步巩固 ,正着手对前朝遗留下来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甄审清...
  • 明代幕宾制度初探
  • 本文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 ,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制度存在 ,而至迟到正统年间 ,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 ;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由此形成聘幕之风 ;幕宾的身分以生员为主 ;主、幕之间 ,既是宾、师 ,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幕宾的职掌 ,包括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帮闲 ;幕宾的出现 ,既是幕官制形同虚设以及科举的产物 ,又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 ,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 ,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 ,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 ,剖析诸多政治问题 ,并以此为枢纽 ,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 宋代宦官养子及荫补制度
  •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有产物 ,虽然他们自身失去了生育能力 ,但传统等因素又很难容忍其无后代 ,因而宦官养子亦势所必然。为了保障宦官队伍后继有人 ,宋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既要限制其人数过分增加 ,又要保障宦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其中允许宦官荫补子孙便是其重要特权之一。应该说 ,宋代宦官荫补的法律条文相当严密而烦琐 ,除特殊情况外 ,多按章办理 ,这也是宋代无汉、唐、明等王朝出现的宦官之祸的重要原因之一。
  • 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 北宋时期 ,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 ,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 ,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 ,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 ,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 ,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 ,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崇文抑武”风气的流行。
  • 《宋史》、《元史》勘误二则
  • 中华书局 1 977年 1 1月第 1版标点本《宋史》卷四六二《王克明传》 :“王克明字彦昭 ,其始饶州乐平人 ,后徙湖州乌程县。绍兴、乾道间名医也……绍兴五年卒 ,年六十七。”按 :绍兴、乾道皆系南宋年号 ,王克明既为绍兴、乾道间名医 ,而又卒于绍兴五年 ,显系有误。点校本仅出校 :“疑此有误” ,而未查实。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宋史考证》也未予以订正。今查南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一三《翰林医痊王君墓志铭》 ,则知王克明实卒于淳熙六年 ,与绍兴五年之间 ,相差 44年。《铭》云 :“王君 ,绍兴、乾道间名医……君讳克明 ,字彦昭 ,饶州乐平人……始以其术行游江淮 ,入苏、湖 ,最后家乌镇……淳熙五年六月卒 ,年六十七。”叶适在《铭》中透露 ,该墓志铭是受克明之子王大受的邀请而撰 ,所载实属可信。据此 ,“绍兴五年”应作“淳熙五年”。中华书局 1 976年 4月第 1版标点本《元史》有一处错误 ,为人所未道。《元史》卷一六一《杨大渊传》 :“世祖中统元年……大渊拜命踊跃 ,即遣兵进攻 (宋 )礼义城 ,掠其馈运 ,获总管黄文才、路钤、高坦之以归。”按 :黄文才、路钤、高坦之均有专名号标出 ,则三者皆系人名。...
  • 辽朝夷夏观的演变
  • 夷夏观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之后 ,随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加深和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其夷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朝初期 ,他们自认为是蕃 ,是夷狄 ;中期时 ,不再承认是夷狄 ,想求得与宋朝对等的地位 ,并开始出现辽为正统的思想 ;到后期时 ,辽自视为夏 ,是承天意 ,得民心的正统皇朝 ,且把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这种呈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和被吸收进程相一致。
  • 粘合重山的先世与别号
  • 粘合重山为大蒙古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元史》卷一四六有传。但对于粘合重山的出身 ,《元史》语焉不详 ,只说他“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 ,知金将亡 ,遂委质焉。”唐长孺先生早年撰有《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 (后收入《山居丛稿》 ,中华书局 1 989年版 )一文 ,曾对粘合重山的出身进行过考察。他主要根据《圣武亲征录》“哈答因见其孙崇山而还”等记载 ,推断粘合重山应为金中都留守哈答的孙子。笔者在翻检《析津志辑佚》 (北京古籍出版社 1 983年版 )时 ,又发现一条材料 ,足以印证唐先生的推断。据该书《名宦》条 :“粘合中书 ,有名合达者 ,仕至荣禄大夫 ,金亡归我朝。我朝以前金故宦之子孙 ,而累朝宠任之 ,以迄于今。”文中的粘合中书 ,显然指粘合重山 ,因为他在窝阔台汗时期官拜中书省左丞相 ,故有是称。合达 ,当为《圣武亲征录》中的哈答。由此 ,结合唐先生的考证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粘合重山应为合达之孙。金大安三年(公元 1 2 1 1年 )四月 ,时任西北路招讨使的合达曾受命向成吉思汗求和 (《金史》卷一三《卫绍王本纪》)大概正是在此时 ,他将其孙粘合重山献给成吉思汗为质。到中都陷落时 ...
  • 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
  • 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 ,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 ,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
  • 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
  • 令方彝的制作年代是学术界聚讼已久的一个问题。在令方彝作于成王之世、康王之世、昭王之世等三种说法中 ,以昭世说最为流行 ,渐有被视作定论的趋向。本文通过对令方彝及其相关铭文与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方彝作于昭王、康王之世的说法存在着诸多矛盾 ,不可遽信 ,唯有成世说不仅可以从宜侯簋、作册大鼎等相关器铭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认证 ,而且与王姜、太保、明保、伯懋父等人在周初的活动年代相一致 ,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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