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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夷夏新辨
  •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活动区域,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从西周的以夏自居,到春秋的包容诸夏,以及夷夏之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惠意识。
  •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疑
  •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见于汉传经典,但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东汉许慎已提出质疑。依据近年出土的竹书,可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由先秦经典中的文句“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速于小人”演变而来的,认真分析相关问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先秦的法制性质具有重要参考意。
  • 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
  •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宅制度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名田制是以军功爵制为基础而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制定的,随着爵制的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名田制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合法的土地兼并。当名田制的田宅标准越来越脱离现实,又不能根据形势而变革时,占田过限的违法土地兼并也就不可避免了。文、景以后,名田制仍在实行,但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及时做出调整,直到元、成时期,随着徙陵制度的终止和占田过限者不受约束地发展,名田制最终遭到破坏。名田制对魏晋以后的土地制度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 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
  • 本文结合传统文献和尹湾、张家山新出土之汉简资料对两汉县制中的设令设长问题重新做了全面探讨,对传统的汉承秦制之说提出了质疑,并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对两汉县令县长的设置特点及其分布规律予以了总结,得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结论,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 张议潮父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建立了归义军政权,张议潮与粟特人安景曼出任节度使和副使。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归义军节度使都非常注意胡汉联姻,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团结了敦煌地区的各族居民,在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战争中以及巩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
  • 本文利用碑刻文字,探讨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知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
  • 宋代转运使补论
  • 宋代的转运使地位重要,以往的研究,较多地注意到它与唐五代宋初的转运使、随军转运使及巡院等的联系,对它是宋初藩镇替代者这一点重视不够,而这却是正确认识宋代转运使的关键。宋代统治者为了防止转运使成为像唐代藩镇一样的割剧势力,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除了先后将地方军权、刑事权等分割给别的官司外,更重要的是不赋予转运使直接任免、升黜、奖惩本路官员的权力。转运使的权力受到过多限制,财政过于集权,造成诸多弊端。在管理出现混乱、中央财政需要得到确实保证、朝廷对财赋不断产生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宋廷被迫将财权向转运司适当下放,从而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路级财政管理层次。但是,宋代中央集权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路级财政的独立性是有限的,转运使不可能完全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
  • 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
  • 堡寨是北宋对夏作战中重要的防御工程。探讨其军事功能对于研究宋夏战争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堡寨守军性质前后变化的论述,力图展示北宋西北堡寨军事功能演化的阶段性,并在重新审视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宋方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宋军的后勤补给需求。
  • 《三国志》地名标点勘误五则
  •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因地理概念不清或地理统辖关系不明而误断多处地名。现摭拾五则如下。
  • 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
  • 本文计论庆元党禁与晚宋儒学派系整合的关系。庆元党禁主要是政治上的派系斗争的产物,与此前的儒学思想论争并无直接的关系,这种性质,决定了党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仕途罢黜,而不是学术思想上的封杀与清算。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滋生出了严重的仕风腐化,反而促成此后的政治平反与儒学发展。由于党禁及其政治变化,使得浙学直接受累,从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现场中出局。朱学与陆学在解禁以后,虽然同样得益于政治的助力而发展,但由于各自此前学术资源与此后学术努力的不同,朱学盛而陆学衰。浙学与陆学在被朱学消化的过程中,双双从晚宋儒学中消退。
  •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
  • 唐许敬宗编纂《文馆词林》卷四五二有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一首》①,为他书所不载。和安,即北齐和士开之父。《北史》卷九二《恩俸·和士开传》:“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城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齐神武……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与魏收所撰和安碑铭全合。
  •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而且如何评价冯道,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 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
  • 结合汉、藏文史料的记载。八思巴初次觐见忽必烈是在1253年忽必烈驻营于六盘山时。但由于个别史料存在歧异之处,遂有学者提出1251年、1253年两次会见说。本文对史料的歧异处作了辨析,根据相关人物此段期间的活动,证明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初次会见必在宪宗三年(癸丑,公元1253年)四月至八月忽必烈出征大理途中驻扎六盘山期间。
  • 尼堪姓氏与八旗满洲旗分佐领
  • 满洲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兼容女真诸部、蒙古、高丽、尼堪(汉人)等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被接纳为满洲成员,为后金开基创业著有功绩。他们的世居地以沈阳为中心,以辽阳、抚顺为腹地。三项尼堪少数人分编在满洲旗,多数人编入包衣旗。尼堪司职于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官位,任高层官僚者少,充中下级官吏者多。他们自纳入满洲之日起,逐步地完成了自身的满洲化。这正是18世纪初叶东北亚地区各民族最终形成的历史证据之一。
  • 《金史》标点正误一则
  • 《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第2561页):“北大将阿术鲁……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按,此处信安非人名,乃地名。
  • 郑成功家族族谱的新发现——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评介
  • 本谱修于明崇祯年间,清初重抄。记载福建省南安县石井乡郑氏家族自开基始祖至第十三世(包括第十二世的郑成功)的全部世系传承、昭穆雁行及名人官职、葬地等,其中涉及海上拓展,郑(芝龙)刘(香)争雄、澎湖开垦、移民澳门、中菲交往等,内容新鲜.极富史料价值。对郑成功的家世及其与郑泰、郑芝鹏、郑芝莞的亲疏关系等首次得以完满理清,填补历史上的空白。
  • 本刊重要启事
  • 估算江苏长洲田皮产权分配
  • 根据章有义论文中有关长洲鱼鳞册之某些线索,本文试图重建该地区田皮分配之状况,由此可得三项启示:第一,包括田皮分配在内之统计显示苏南地区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故太湖模式之提法不妥当;第二,田皮市场之出现,使贫下农户可以对手中有限之资源作更合理之配置;第三,田皮户之平均规模尚略大于田骨户之平均规模,佃农中农化之说应该可信。
  • 读《清代科举家族》
  • 史学的进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如兼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也会对即使是较为传统的课题得到意想不到的崭新看法。读了张杰教授的《清代科举家族》一书,便给了我这样的强烈感受。
  • 书评征稿启事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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