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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司夜鼎考释
  • 传世司夜鼎以往不被金文研究者所重,本文则从中钩稽出“司夜”、“鬼门”等重要名词,并与典籍相互印证,探讨铭文与式盘的关系。
  • 商朝的帝王数
  • 关于商朝的帝王数,传世文献中有三十一王、三十王、二十九王和二十七王几种不同说法;依据出土文献,也有二十九王、三十一王之别。本文依据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认为如果以孔子所言三十王作为商朝帝王数的基准,三十一王之说与太甲两次即位有关.并不是计算太子丁在内;二十九王说与文王受命之说有关;二十七王说与计算“用岁”、文王受命之说有关。三十一王、三十王、二十九王、二十七王诸说之间,有可能是计算方法不同。并不互相排斥。
  • 书评征稿启事
  • 《十国春秋》标点辨误三则
  •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12月校点本)卷九九《闽十》几处标点有误:
  • 张家山汉简“小爵”臆释
  • 将小爵释为“有爵的青年”,似嫌含糊;定为二十等爵中“公士至不更四个爵位”的“总称”,即少史料依据,也与原始简文矛盾。小爵应是与年龄及身高有关的爵类,即未傅籍成人者占有的爵位。汉代占爵者一般是傅籍成人,两种情况导致未傅籍成人者占爵:十五岁以上至傅籍以下者有服役立功受爵的机会;未傅籍成人的爵位继承人当被继承者死去时可继承相应的爵位。小爵存在与汉代的傅籍制度、力役制度、封爵制度和继承制度有关。
  • 汉初王国制度考述
  • 西汉初年,在郡国并行的制度框架下,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汉朝法律只在汉朝直辖地区普遍适用,对王国事务的干预限于诸侯王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普通吏民的谋反等重罪,后妃、宫禁、二千石以上职官等重要制度。除此之外,各王国另有自己的法律,用来管理本国的其他事务和制裁本国吏民的其他犯罪行为。王国法律中有些部分由汉朝统一制定,有些部分由各国自行制定,具体内容与汉法有同有异。在司法环节上,王国的独立性更为明显。由于诸侯王有权“自置吏”,王国官吏皆“从王治”,案件审理程序基本上脱离汉朝而自成系统。由于王国官吏多由本国士人充任,当地文化和习俗对诸侯王产生影响,使王国政治普遍表现出从俗倾向。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允许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有助于缓解东西文化冲突。为汉朝避开亡秦覆辙起了一定作用。
  • 秦汉“长吏”考
  •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长吏”的舍义有过变化: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 十六国北朝的绝大多数政权是由所谓“五胡”建立的,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都极力模仿魏晋,而努力呈现出华夏风格与身份。在处理五德历运问题上。在如何把自己政权的属性与早已定型的历运学说相协调时,各个政权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反映了胡族统治者复杂的历史情感和部族背景。经过刘渊绍汉、刘曜绍晋、幕容燕及苻秦绍石赵、姚秦绍苻秦等历史过程,十六国历史成功地在破碎的北方建立起法统传递的新秩序。这为北魏直接承前秦准备了条件,因而北魏最初是以十六国的继承者身份而出现在德运次序中的。孝文帝改革,超越十六国,直接把北魏的历史与西晋接续起来,总结和结束了十六国历史,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 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
  • 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其转化过程说明作为士族政治产物、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于官僚政治的变化,“流外”的性质发生了变迁。“流外”摆脱了中正品之影响,其区分高级文官与低级吏员的潜在功能得到强化,“流外”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与南北朝相比,唐行政机构内流内、流外之分,是以各个职位的职责为根本而确定的。这些为“流外”这个旧形式赋予了新内容,是南北朝士族政治向隋唐官僚政治回归中的制度变迁。
  • 《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 《资治通鉴》中“世民跪而吮上乳”之句,透视出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乳翁”风俗。早期父权意义上的产翁习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而以另外的面貌出现,它的具体形式早已摆脱了那种装模作样的卧床假产方式,由“产翁”演化到了“乳翁”。强调丈夫在子女哺育中的“乳子”作用。这种“乳翁”习俗,还包括以男子多乳、大乳为贵吉之征的尚乳崇拜和带有乳子痕迹的男子成年仪礼,这也是华夏汉族有异于周边少数族产翁习俗的不同之处。
  • 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
  • 唐玄宗天宝时期东宫诸曹司主官判知本曹司事务的行政职能逐渐消失.依然设置的东宫职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成为闲职,有些则成为担任地方官或使职差遣(如藩镇军将、翰林学士等)的加官,东宫官的叙职已经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其品阶秩次也显露出某种劣势,甚至有些东宫机构被裁撤或者阙置等。本文主要通过考述东宫职员的设置和职掌的巨大变化,引论出天宝时期东宫体制的变化,并把这一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本文认为,唐玄宗时期形成的东宫非实体体制,既是政治体制调整变化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调整变化的结果之一,这一体制不仅对太子政治地位与政治前途造成了直接影响,而且对天宝以降乃至唐朝后期皇权政治的运作尤其是皇位继承均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 《长编》点校本勘误二则
  • 《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乙卯:
  • 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
  •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将门”的现象,这种将门在军队及国防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宋时期,将门现象依旧突出,出现了或几代为将,或数世统军的情况,甚至还有与北宋王朝相始终的武人家族。本文即以北宋为断面,对中国古代将门现象进行断代史的剖析。内容包括北宋将门的具体情况,其形成的原因与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积弊及消极影响。
  • 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
  • 本文通过对于元代《延祜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根据本文所推测出的口数,可以证明,《元史·地理志》所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中国家庭户均5口的传统观点,并未受到挑战与质疑。
  •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
  • 本文通过对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规模与组织形式、时间结构与地域差异的考察,剖析了明清时期陕西庙会市场的时代特点及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庙会市场在西部环境相对闭塞的省区商品流通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通过对陕南、关中两区庙会市场发展的不同轨迹,初步分析了在不同的商品流通渠道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体系,以及庙会市场在其中所发挥的截然不同的作用。
  •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以为评价17-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 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
  • 滇东北地区在清代中期是云南省乃至全国铜业开发的主要地区,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期云南铜业生产中存在的官铜价格和生产成本间矛盾的考察,对当时云南的铜产量提出了新的看法,并研究了不同时期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铜业生产对滇东北环境的影响,认为在这130年间,铜业生产直接导致了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个百分点,铜业开发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使滇东北从人口稀少的欠开发地区,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
  • 述王士性《广游志》的明刻本形式
  •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于明末至清朝初年。由于抄录年代较早,书中保存了一些稀见文献,或是存留了文献的原始面目,可以为文献辑佚校勘,提供助益。自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在《四部丛刊》中印行此书原稿本之后,尤为便于采摭,而前人往往不够注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目录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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