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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
  • 商族进入初始国家的状态并非始于商汤灭夏,而是始自商先公上甲微时期:上甲微以上至商契时期,其社会性质也并非仅为所谓父系氏族社会,而属于“中心聚落形态”阶段,亦即弗里德所谓的“阶等至分层社会”阶段或塞维斯所谓“酋邦”阶段。这样,从商契至成汤,商族社会形态的演进,经历了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初始国家也即早期国家)形态、再走向王国形态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其中,王亥、王恒时期是中心聚落形态向邦国的过渡时期。甲骨文中在王亥之亥字上,冠以鸟形的写法,主要是表明作为第一位被称为“王”的王亥,是一位具有玄鸟神性之王,说明此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其宗教性,属于王之雏形。成汤也正是通过战争征伐和宗教祭祀这两个重要的机制,使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伴随着对夏王朝的推翻和取而代之,实现了由邦国向王国的转变。
  • 《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
  • 汉书卷九О《酷吏传》:“永治、元延间………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其事又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碾猪连系都亭下。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无状者,奏可……浩商捕得伏诛,家属徙合浦。”
  • 《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
  • 汉代课役身分是研究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结合传世典籍及其他出土文献,在对前人聚讼难决的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傅”、“皖老”、“免老”等课役名目及汉代妇女的服役问题,重新梳理了汉代课役制度及丁中制的发展演变轨迹。
  • 本刊重要启事
  • 辨《建康实录》记宋史全据《宋略》为蓝本
  • 《建康实录》记刘宋史事全据裴子野《宋略》为蓝本之说,首倡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八、张忱石《建康实录·点校说明》全盘接受,几乎成为不易的确论,迄今未见有专文予以质疑。
  • 睡虎地秦简魏户律的再研究
  • 睡虎地秦简魏户律中的“叚门逆吕”一词,学界向来有争议。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分析魏户律的语句结构入手,进而对户律本身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力图究明其立法背景和主旨内容。
  • 正史中“建邺(建业)”应为“建康”举正
  • 《建康实录》开篇云:“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东)吴改为建业,晋愍帝(司马业)讳业,改为建康。(东晋)元帝即位,称建康宫,五代仍之不改。”《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建邺”条:“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愍帝立,避帝讳改建邺为建康。”《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秋八月癸亥,刘属等达于扬州。改建邺为建康,改邺为临漳。”但诸正史中都有很多对建业、建邺及建康的混用,限于篇幅,兹举数例如下。
  •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 唐代贾曾任晋州刺史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 关于唐代贾曾任晋州刺史的时间,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7页)据贾曾《阿毗达磨俱舍论略释记》、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及《唐杜钑墓志》等记载,考证指出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笔者认为,此考恐不能成立。
  •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是官社,依据现有实证材料。只能认为巷社是私社,因巷社与里社(官社)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能用“里巷社”作为官社的“概称”。等级是古代社会阶级的表现形式,因而品官结社既属按等级结社,亦属按阶级结社。社司转帖中之非实用文书虽然对了解社邑的有关情况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是对各类社司转帖进行量化分析,并据以考察当时社邑的实际活动情况,就应对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和不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做尽可能的区分。
  • 宋代寺院的敕差住持制
  • 本文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院的敕差住持制的沿革、其在宋代官制中的行政含义与施用范围、其对宋代佛教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目录
  • 宋初迁都洛阳的考辨及其意义
  • 开宝九年,太祖将迁都洛阳,因劝谏放弃。有不同记载:一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建隆遗事》,晋王切谏成功,理由“在德不在险”;二为《事实类苑》引用《三朝圣政录》,李怀忠称洛阳粮食供应不足,被采纳。《建隆遗事》是伪书,《三朝圣政录》有《三朝宝训》等文献佐证,为史实。此事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特殊意义。北宋,中国经济中心移至江淮,长安、洛阳粮食供应难以支撑建都。李怀忠劝谏的采纳,证明了都城东移的必然性。
  • 《辽史·高丽传》勘误二则
  • 中华书局版《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有两处都因一字之错,致使与同书《道宗纪》所记史实相互矛盾。
  • 元武宗改皇储事件发微
  • 元武宗在至大三年更改皇太子事件不是一次简单的“宦祸”。这次事件根源于大德末年的皇位之争,也是元武宗与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政见异趣、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导火索应是“潜龙”爱育黎拔力八达为“飞龙”之事。尚书省右丞相康里脱脱之所以能阻止武宗及其权臣三宝奴等更改皇储的意图,并不仅仅因为他深得武宗信任和他自身的政治威信,更在于武宗朝复杂的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
  • 《长编》点校本标点辨误一则
  •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卷五四,宋真宗咸平六年二月庚辰.
  • 《元典章》点校释例
  • 《元典章》史料丰富,惟传世各本,脱讹颇多,句读为难。本文举二篇官文书为例以见一斑。第一篇历经群贤点校,具讹读作“郝陌、郝忠、郝奈儿召到张乞僧作舍居女婿”,均未对三人合召一夫之不合情理法置一辞,盖因不知原文实应更正作“郝阿郭告:郝奈儿召到张乞僧作舍居女婿”云云。第二篇官文书之内容前后矛盾,本文证明惟改“次男刘二”为“次男刘三”即可化解矛盾,疏通全文。再者,文中当事人“阿郭”者,或以为所指有两人.一为“胡阿郭”、一为“刘阿郭”,鄙人则以为文中六见之“阿郭”其人,先为胡家妇,后为刘二妻,更为刘三所收继,一人而再蘸三嫁者也。订正《典章》之错误,煞费周章。盖《典章》编者、钞者、梓者草率其事使然也。
  • 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
  • 王敏铨先生“明代军户地位低下”的观点自提出以来,为很多学者所接受,被广泛引用。本文从七个方面对其《明代的军户》一文中的论点、论据做了重新推敲,提出对军户地位问题必须分时段、分类型的做综合全面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
  • 《元史·百官志》勘误一则
  • 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肃政廉访司”载:“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至元)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增立八道:日江北淮东道,日淮西江北道,日山南江北道,日浙东海右道,日江南浙西道,日江东建康道,日江西湖东道,日岭北湖南道。”
  • 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
  • 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的治史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战后风靡日本学界的唯物主义史观,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中国史分期等政治社会史问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 书评征稿启事
  • “刘氏当王”谶语与唐代政治
  • 唐代社会曾广为流传着许多谶语,其中,“刘氏当王”谶语就是一条政治性极强的谶语。
  • 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
  • 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面世后,学界同人续有评骘,二三朋辈复加讨论。对北魏前期或魏晋以来北部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关系,此书所探可谓提纲挈领,值得反复回味。本文欲就田先生此番研究的背景与成就有所归约与申说.更欲就田先生提出的问题有所发挥与探讨,希望能有益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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