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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全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 史书地名标点勘误四则
  •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和《三国志》于地名标点因地理统辖关系不明而误断多处,现摭拾四则如下。
  •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
  • 司马迁以“明文”与“隐文”并呈的“错乱之笔”记载汉惠帝的事迹。自班固至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解读的是“明文”,本文通过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尝试解读“隐文”。依此解读,惠帝具有成为“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他是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是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依此解读,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才气纵横,史识宏伟。
  • 西汉“齐三服官”辨正
  • 西汉时有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对于所谓“三服官”。或理解为“三服之官”,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或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分析相关历史现象,可以推知后一种意见应当更接近历史真实。
  • 桑弘羊入宫原因蠡测
  • 对桑弘羊的入宫,人们大多认为,他是通过赀(訾)选为郎,然后由于心算的特技被加官为侍中的。然而征诸史实,此说显然非是。无论是考察桑弘羊的家庭情况,还是从汉代的选官制度看,桑弘羊的入仕都不可能是通过赀选。考虑到桑弘羊当时还仅有十三岁,而且所谓“侍中”并非皆为加官,则桑弘羊很可能是由于其心算的特技被直接任为侍中的。
  • 《水经注校》标点疏误补正
  • 《水经注校》,王国维校,袁英光等标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该书出版以来,已有多位同志撰文指出其标点方面的疏误。笔者亦发现数例,容补正于后。
  • 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
  • 西晋山简的乡品历来被认为是三品,这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往往被当作一些结论的重要证据。但本文通过对《北堂书钞》版本异文的考察,并详细分析《晋书》、《世说新语》中的相关史料,认为山简的乡品应为二品。
  • 唐代造籍日期考
  • 《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三月三十日纳迄,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这只是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一月敕颁布以后的造籍日期,而开元十八年以前唐代的造籍日期当在籍年的六月到八月。这可由开元十八年前户籍与庸调车发往尚书省的时间关系推断。
  • 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
  • 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唐宋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制度型宗教”,而在“民生宗教”方面几乎付诸阙如。本文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对归义军时代敦煌世俗政权与民生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试图通过二者内涵丰富的个案研究,来揭橥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基石的信仰在“中央”政权、地方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民间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多重“张力”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利益共同体为维系各自权益或争夺资源,而达成妥协或激烈角逐的斑斓图景。
  • 点校本《宋史》正误一则
  •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82页)云:(六院官)淳熙初,班寺监、丞之上。绍熙二年,诏六院官复入杂压,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各随所隶。此段文字涉及南宋“六院”长吏在官职杂压中的位置。杂压系条令规定的立班仪制。“寺监”通常指九寺五监的长吏;“丞”则指九寺五监丞。照标点本《宋史》的理解,则淳熙初六院长官班在九寺五监长吏、丞之上,而至绍熙时则在九寺主簿之下。
  • 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
  • 《大唐开元礼》是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本文讨论《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认为《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取代上古三《礼》的中古礼典,在制作上异曲同工,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开元礼》提出以“改撰”《礼记》为目标,更有着从疑注到改经的长期思想基础和深刻学术渊源。而《开元礼》撰作之前,礼仪使的设立和在此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为《开元礼》的创作进行了礼仪实践和理论准备。《开元礼》最后以“折衷”唐贞观、《显庆礼》,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实现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
  •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 《明会要》标点纠谬一则
  • 中华书局1956年版标点本《明会要》卷七六《运河》云:“正统七年,参将杨节因徐丛洪水迅急败舟,建议于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于月河南口设攀,以蓄水势。”(第1485页)
  •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 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以居养院制的变迁为中心
  • 考察宋代穷民收养设施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其运营实态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大部分居养院的财政基础极其脆弱,基本上无法提供长期维持居养院所需要的财源。居养院规模的零散性和财政基础的脆弱性与居养院收容者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代穷民收养设施的收容者中,确实存在着需要救济的穷民。但是,除了一些穷民之外,为维持社会治安,还必须收容无赖之徒。不少居养院常常以短期的治安维持为目的而运营,从而,呈现出其财政基础也极度脆弱的状况。正因为居养院制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其盛衰与社会情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宋代的居养院基本上是因政策的需要而被采用和运营的。
  • 关于元朝犹太人的汉文史料
  •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学界对元朝犹太人的研究,包括札忽、主鹘、竹忽、主吾等不同译名的来源以及政书、正史、文集、碑刻中关于元朝犹太人的记载;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刊本《至正金陵新志》中的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珠笏氏亦思哈为犹太人,他的名字可构拟为Isaac;本文第三部分以“亦思哈”人名为线索,检索了元明碑刻、文集、方志中的有关资料,指出充分利用上述文献有助于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 本刊重要启事
  • 鄂海任“陕西总督”考略
  •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康熙朝重臣鄂海曾任“陕西总督”一职,但《清史稿·鄂海传》、《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鄂海传记均载: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鄂海由云贵总督移督川陕。六十年(公元1721年)五月,鄂海办理军前粮饷而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为总督。
  •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其表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其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是:一导致中国城市化新进程。二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三诱发资本主义萌芽。但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二封建势力的阻挠,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谓“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只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途径。
  •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 读田澍教授新著《嘉靖革新研究》
  •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突破,首先是选题视角的创意。作者在“绪论”开头便说:“在明史研究中,许多论著将明代政治视为漆黑一团,认为君主高度集权,且主昏臣弱,吏治腐败。此说乍听似有道理,但思之再三,却无法解释明朝为何能延续270余年的历史原因。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考察明代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时曾陷入困惑,提出了明朝‘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久而不遽失,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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