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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
  • 本文采现代西方人类学家的亲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的亲制论述,作为分析商人亲属关系的参考架构。两代商人间的血亲组织可以“双系多父多母家庭”来命名,商人三代及超过三代以上的父系继嗣组织分成“族、宗、姓”三级;族人,宗人间的亲属关系乃依据系谱。但是同姓问的亲属关系则可以是设定的或假定的。商人的母系只有两代的深度,且因为商人施行同姓双边交表婚,使商人在子女这一代,多出了“生”这种亲类,为后世所无。
  • 月相新札:哉死霸
  • “哉死霸”见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调查周公庙遗址时发现的二号西周甲骨(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它可以与晋侯苏钟的方死霸及文献中的旁死霸相印证(方、旁训始,见拙文《晋侯苏钟与月相四分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准此,月相词语当有五个,即哉生霸、既生霸、既望、哉死霸、既死霸。
  • 匈奴单于号研究
  • 匈奴政体的单于号,是匈奴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源于草原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匈奴单于历来都有单于号,这个单于号绝不是单于本人担任单于之前的名字,而是在登上单于位之后获得的专有名号。《史记》、《汉书》中关于虚闾权渠单于之前的历任单于,所记录的都是单于号而不是名字。长期以来把头曼、冒顿等等当作名字,实是一种误会。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由于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造成单于名号制度发生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源于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治作用与文化影响。东汉南单于号中包含血统世系的信息,很可能是学习汉朝庙号制度的结果。同时,南匈奴单于号也从就职时获得,改为死后获得。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重大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
  • 儒家“平天下”思想研究
  •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最基本的道德信条和政治理想。但以往人们对它的理解则有失偏颇。人们主要是从献身社会、治理社会的角度去阐释它,但实际上,儒家修齐治平说,还重在讲求对社会的如何治理,以什么样的思想去治理,最终要治理到什么样的社会状态的问题。“平天下”重在一个“平”字,这就是要用“平均”或“均平”的思想和方法去治理社会,要建设一个以“均平”为特征的至公至正的理想社会。但是,儒家平天下思想范畴中的平均或均平,并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平均主义,而是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上的均平,是一种各安其分、尊卑有序、秩序规范的理想境界。
  • 何劭《王弼传》“病老庄”“所悟者多”辨正
  •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南齐书·陆澄传》载《与王俭书》则日“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王应麟《郑氏易序》所引,“悟”则作“误”。对此,汤用彤先生《王弼大衍义略释》辨析说:“但玩陆、王二书语气,‘悟’必为‘误’之讹。”
  • 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 本文首先分别考察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各自建置长城的次数、时间、起止地、具体走向、长度。其次,探索了上述三个时期所筑长城的相互关系,每次筑长城的监筑者和规划者等指挥人,以及参加修筑者的人数和身份,建筑工程的技术、材料和艰苦程度。最后,论述了当时筑长城的必要性,并通过战例指明长城的整个军事防御体系及其重要的战略战术地位。
  • 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
  • 永嘉之乱中原流民迁入河陇,北魏太延五年河西士族东迁平城,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转移保存中原文化的移民事件。事实并非如此,以移民迁入河陇来说,学者们所热衷于讨论的永嘉移民使中原学术转移保存于河陇说,实际上是对陈寅恪学术观点的误读。陈寅恪先生所论是指文化重心转移而非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之转移。而河西士人东迁平城后,因其境遇很差,对北魏的贡献大打折扣,但河西士族被竭泽式地迁出,却使河陇,特别是河西历史学术发展一蹶不振。
  •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 唐代德音考
  • 南北朝以来“德音”是皇帝言语、命令的泛称,至迟在唐贞元、元和以后,“德音”成为了唐代皇帝诏书的一种新种类。作为诏书的德音,有制、敕两种形式,赏赐、蠲免和赦宥等是德音的主要内容;其中一部分德音含有“降”的内容,宋朝相对明确的德音概念,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 《隋书·礼仪志》正误一则
  • 《隋书·礼仪志五》云:“后魏天兴初,诏仪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定制,五辂并驾五马。皇太子乘金辂,朱盖赤质,四马。三公及王,朱屋青表,制同于辂,名日高车,驾三马。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已下,列卿已上,并给轺车,驾用一马。或乘四望通蟪车,驾一牛。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熙平九年”误,熙平为北魏孝明帝拓跋诩年号,共二年,无九年。此事不见于《魏书·礼志》,但该书所载明帝熙平元年六月诸臣奏、议裁制太后之辂一事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线索:
  • 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
  • 海内外学术界对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传统看法有三:第一,泛使是国信使的俗称;第二,泛使是一般的使节;第三,泛使是渡海而来的他国使者。本文认为,宋辽交聘中的泛使,既不是国信使的俗称,也不是一般的使节,更不是渡海而来的他国使者,而是国信使中与常使不同的、往来不常的一种特别使节。本文还对横使概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横使和泛使是同一种使节,均为宋辽交聘中的特别使节,即宋朝人文献中记载的“专使”。
  • 元代游学初探
  •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 宋元儒学的重建与清初思想史观——以《宋元学案》全氏补本为中心的考察
  • 《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但长期以来其性质及其思想史上的意义几被遮蔽。全氏补本力求摆脱宋以来的道统谱系,着意重构宋元儒学的多元史实;发掘梳理大量处于边缘与过渡环节中的儒学活动,呈现了儒学流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增设与儒学运动密切相关,但思想内容不多的学案以及不直接反映思想的党案,使思想史的建构突破了纯理论的范式。与黄宗羲相比,全氏补本更具有“历史的”性质,反映出清代浙东思想史观的变化。并折射出清代学术有别于宋学的特征。
  • 也谈合失
  • 大蒙古国时期的汗位纷争,一直是困绕蒙古统治集团的痼疾。最近,王晓欣发表的《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使我们对窝阔台在位期间的汗位继承问题又有了不少新的认识,即窝阔台子合失生前确实被定为皇储,只是由于早亡,才被阔出代替。元朝初年的海都(合失子)之乱,即应与此背景有密切关系。需指出的是,除王晓欣外,近年来日本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只是没有王晓欣研究的那样深入。笔者在批阅汉文史料时,也发现一些这方面的踪迹,这里仅举前文未涉及的全真教士宋德方的两份材料,并作简单分析。
  • 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
  • 生育行为属于人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是近年来婚姻家庭史研究深化所必然要触及的课题。文章讨论了清代男女婚内平均初育年龄,一夫一妻和多妻条件下不同生育状况,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生育变化,婴幼儿死亡率,妇女生育风险,以及透过堕胎和溺婴考量外力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文章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二则
  • 《明史·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同书“传记类”著录:“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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