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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齐量制辨析
  • 对春秋陈氏家量、战国田齐量制及齐量制演变三个相关齐量制问题的研究学者多存歧义。本文以春秋借贷成例考量五说陈氏家量,辩正惟杜预豆、区、釜三量各“加旧量之一”说不失《左传》本意;以战国齐量实物考辩田齐量制,辩正田齐量制是对陈氏家量的改造及承袭;以两辩为基础,质疑现行两家演变之说,辨析齐量制在升、豆、区、釜、钟五级基础上。实经姜齐旧量的四进(升、豆、区、釜之间)与十进(釜、钟之间),到陈氏家量的五进(升、豆之间)、四进(豆、区、釜之间)与十进(釜、钟之间),再到田齐新量的五进(升、豆之间。区、釜之间)、四进(豆、区之间)与十进(釜、钟之间)并存的演变。
  • 月相新札:生霸吉
  • “生霸吉”见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荣仲方鼎,为叙述方便,先录荣仲方鼎铭文(李学勤先生释文,见其《试论新发现的 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 汉代的计时器及相关问题
  • 中国古人时间观念和计时方法,主要起源于对太阳的观察。汉代大致使用日钟和水钟两类计时器;前者包括土圭、表和日晷,后者包括沉箭漏、浮箭漏和简易的田漏等。汉代采用以水钟为主的计时体系,但水钟必须依赖日钟来校准。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汉代的表与刻漏的形制及使用情况,并追索它们在汉简资料中的踪迹。
  • 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
  • 军礼鼓吹指军事将领的仪仗乐队及其演奏的乐曲。它与军事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鼓吹。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它的形成发展及成熟与五礼制度化基本是同步的。鼓吹在三国时虽和军事有较密切的关系,但它制度化的特征并不明显。两晋时期,赐给将领鼓吹的记栽不但多于三国时期,而且其用于军事目的的范围也较三国广泛。具有明显的制度化特征。南朝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军礼鼓吹制度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军礼鼓吹制度化对南朝来说,它提高了武人的地位,对抵消轻视武人武事风气的消极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整个南北朝来说,它丰富了军礼制度的内容,激励将士们杀敌立功.表彰他们恪尽职守,忠于朝廷的行为,调动了军事将领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 释《国语·楚语上》“教之令”
  • 《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一段,是我国有关古代贵族教育的一段重要史料,常常被学人称引。申叔时谈到了需要教授的内容:
  •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 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千佛变所反映的是末法思想。辽代有1052年“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与辽有交往,发展到曹宗寿、曹贤顺初期二地更是关系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便传到敦煌,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敦煌佛教教团便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为代表的措施,表达了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即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可能封闭于曹贤顺初期(公元1014—1020年)或稍后。
  •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地理勘误
  • 《魏书》卷五一《孔伯恭传》:“(皇兴)二年,以伯恭为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彭城镇将,东海公。”(第1141页)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北魏派遣征南大将军慕容自曜平定刘宋兖、冀、青诸州,并相应设置州镇。二年(公元468年),置东兖州于瑕丘。皇兴二年北魏有东兖州无南兖州,东兖州与徐州在地望上亦相接,此南兖当为东兖之误。
  • 明抄本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的校录与复原
  • 戴建国先生在天一阁发现的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及后附唐开元令十卷.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中的天圣《田令》及后附唐开元《田令》,相继由日本学者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和戴氏本人点校,在中日两国杂志三次刊登。三种校本均源自戴氏录文。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这些点校本后,发现其中一些文字的录校尚有疑问,个别文句也难于通读。此外,原抄本的状况、格式和页数、行数,戴氏的录文和描述也欠详细。为解决这些问题,承天一阁博物馆破例允许,2001年春,笔者亲赴该馆调查并校核两田令原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抄本状况;第二部分校录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并考释抄本部分存疑文句;第三部分讨论天圣《田令》采用和修改的七条开元《田令》的复原问题,尝试将开元《田令》全篇复原。
  • 《宋史·符昭愿传》辨正
  • 符昭愿是五代、宋初名将符彦卿次子。《宋史》卷二五一《符彦卿传》后附有非常简略的传记。最近翻检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三编》,发现了“前进士”陈舜封为符昭愿所撰写的墓志铭。陈舜封本人曾经考中进士,但因其父为伶人,故陈舜封“举止类倡优”(《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三月甲寅),结果被宋太宗发现,改任其为“殿直”的武官。这篇墓志铭大概是陈舜封惟一流传至今的作品,今据此对《宋史·符昭愿传》错谬之处予以辨析。
  • 宋朝“寄籴”考论
  • 本文经过考析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关于寄籴的错误观点,并论述了寄籴制度的演变过程、出现背景和实施情况。所谓寄籴,就是某地方官府(或中央派出机构)为完成自己的粮食收购任务,到本辖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或委托其他官府开展的粮食收购活动。宋朝长期且普遍实行寄籴这种粮食收购办法,旨在通过扩大粮食收购的空间范围,缓解因经济条件较差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供求矛盾,用地区差价抵消年景差价,以较小的财政开支满足粮食需求。寄籴的出现,与粮食收购的定额管理等制度环节有关,是政府的粮食收购活动与市场供求形势相适应的产物。但遏籴之弊的盛行.也导致了寄籴制度实施效果的有限性,
  • 宋代的“公债”
  •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金史·西夏传》点校本标点勘误一则
  • 《金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7月第1版,第2869页)卷一三四,关于西夏任得敬分国的点校,颇值商榷。现将原文摘引如下:
  • 元代白话碑文的体例初探
  • 元代白话碑文是研究元代历史、宗教、语言等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概括介绍近代以来元代白话碑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情况,然后对现有的白话碑文进行系统考察,从内容和形式上发明其中的某些体例,诸如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旨书的格式、纪年方法,数旨同刻的排序等。明了这些体例,对于判定旨书颁发的年代,了解元代公文制度的特点,以及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碑文,具有重要意义。
  • 《明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勘误一则
  • 《明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著录:“叶来敬《皇明谥考》三十八卷。”叶来敬何许人也?在同书“子部儒家类”著录有:“叶秉敬《读书录钞》八卷。”那么,这里的叶来敬和叶秉敬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人?笔者首先查阅黄虞稷《干倾堂书目》,发现在该书卷九“典故类”是这样著录的:“叶秉[一]敬[二]《皇明谥考》三十八[三],西安人。[一]卢校云:志,秉作来,明志同。[二]吴校云:按叶秉敬西安人。疑来字有误。[三]别本无八字。”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得知,已有人疑“来”字为“秉”字之误,且知其为西安人。于是,笔者随即查阅多种相关的地方志,据记载:叶秉敬,字敬君,又字寅阳,浙江衢州西安人。工部主事叶懋之子。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举人,二十九年进士。三十六年以部郎出任开封府知府,升河南提学佥事。天启初,任荆西道布政司参议,寻移江西左参政,未行而卒。秉敬淹贯万卷,著述鸿富,有《字孪》、《韵表》、《明谥考》、《衢州府志》、《书肆说铃》、《寅阳十二论》、《叶子诗言志》等四十余种,“海内称为名儒”。由此可见,“来”字无可置疑是“秉”字之误了。
  • 永佃制与过密型生产
  • 江南盛行的永佃制与该地区普遍的过密型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永佃制提供了过密型生产的必要条件(劳动力存量固定化)及充分条件(农地狭小),财产继承权将过剩的人口拴牢在狭小的农场上。
  • 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
  • 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两种土地登记体系引起的土地数据差异,是降低册籍数据使用价值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土地数据计量单位的内涵变迁出发,在分析地方性亩制对明清土地统计数据登记之影响,及其引起的赋税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在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计量分析和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土地登记体系与亩制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
  • 南贫北富局面的转变及相关经济问题——读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 由于西汉王朝的二百年经营,长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东汉建立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各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地接近乃至超越长安,遂而形成以长安一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而长安与洛阳之间也成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然而,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战乱。这些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强烈地震一样,摧决了自秦帝国以来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厦,也将长安、洛阳两大繁荣都城夷为废墟。在废墟之上走马灯似地出现了众多割据政权,形成为十六国分裂局面。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不断的人口流动。大量的中原人民从长安、洛阳等地流散到河北、河西和更远的江南。
  • 重读汉译本《唐令拾遗》
  • 《唐令拾遗》是日本学者仁井田陛的名著,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能读到这本名著的学者不多。最显著的旁证是:堂堂的国家图书馆,竟然没有收藏一本日文版的《唐令拾遗》。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长春出版社出版了由栗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编译的中文本《唐令拾遗》,为学术界作了一件大好事。从此,《唐令拾遗》的内容亦即仁井田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普及开来。这不仅有益于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对历史特别是唐史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真诚感谢译者和出版此书的长春出版社。
  •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第三届评奖启事
  • 《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 《中国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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