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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
  • 殷墟黄组卜辞中的重要方国“尸(夷)方”,学者或释为“人方”,意见长期不能统一。小屯南地H31、H57出土的无名组卜辞也有“尸(荑)方”,都邑地名和黄组卜辞相同,而字明显是“荑”,证明该方国应为“起方”。无名组卜辞征夷方地名有灌,与黄组征人方地名有齐、淮(潍)配合,又证明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
  • “望祭”、“望祀”议
  • “望”甲骨文作下为一个人形,上面是一只眼睛,商承祚解释说“象人登高举目远瞩之意”。“望祭”来源于“望”。由本义引申为“登高远望的祭祀”。《尚书·舜典》曰:“望于山川,褊于群神。”说明舜帝曾经在山上举行过“望”祭活动。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四考证“望”祭曰:“五岳、四镇、四渎、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则设表位,合于一坛而祭之。”则是在坛上进行“望”祭。由于山上和坛上都处于高处,而登高必能望远,
  • 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
  • 战国时期魏国上郡与西河的范围,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在梳理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传统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即魏国西河应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郡在西河以北。从战国史籍记载来看,魏国西河还应包括上洛一带,将西河、上郡理解为一事的意见是错误的。本文还结合战国文字资料,分别考察了魏国西河与上郡的范围、属邑,以及西河与秦汉时期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
  • 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正误二则
  • 1.《金史》卷六О《交聘表上》(第1405页):“(海陵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二月甲子,以兵部尚书完颜元宜、修起居注高怀贞为贺宋生日使。”
  • 论汉代的分户析产
  •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的“名田宅制”是西汉初年真实推行的土地制度,尽管实行之初就存在地域性差异,尤其到吕后二年修订时已经不能保证按制名有足额的田宅,但在大多数地区普通民户占有百亩左右的土地是完全可能的。大规模的名田宅结束后,不断“别为户者”的田宅需求仅靠政府的直接授田已经无法满足。作为民间的自我处理机制一般是采用“分户析产”的形式。汉代的农民家庭以核心家庭占支配地位,个体小家庭始终是当时家庭形态的主流,说明分户析产是农民处分李庭人口和财产的最基本形式。汉代的分户析产可以分为如下类型:家富子壮出分型、先令券书型、户后推财型、兄弟分财异居型以及妇女为户析产型。分户析产导致小农经济的经营规模不断萎缩。说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蒙受外力冲击时承受力极其有限,还在于其经营规模始终处于一个自我务割的过程之中。由于政府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相对人口过剩的有效处理机制,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又无法吸纳相对过剩的富余劳动力,使那些“贫无产业”的农民被迫寄食都市,或辗转流徙。
  • 汉代“妖言”探讨
  • “妖言”与“流言”、“讹言”一样,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与“流言”、“讹言”相比,“妖言”尤令历朝统治者深恶痛绝。历代律法中,多包含有特别针时“妖言”之类的言论以及以“妖言”惑众行为而设的法例.定义此类言论和行为为大逆不道、问斩甚至灭族的罪行。两千多年来,时“妖言”的污名化深入人心.对一般的士大夫和普通民众而言,“妖言”都代表着怪异、妖异、危险、不可信的负面信息。秦汉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妖言”,多与讹言、诗谶、民谣、童谣一起,被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诠释历史时的小小注脚。 本文对秦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妖言”及其相关话境进行考察和研究,试图从中解读出主流历史学论述所忽视的深层信息,井对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氛围等历史语境作出独特的审视和剖析。
  • 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试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 历史学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偏重于人口统计、分布及人口流移。近年来所兴起的对人口年寿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人口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墓志文字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累累的溢美之词,但从这个角度了解唐人寿命情况却是一条最简捷而又可靠的连径。近年来随着大量石刻的出土并被整理,对于唐人年寿问题的研究具备了更多的可用样本。本着“整群抽样”的原则,我们选用5100余方墓志资料,将其中涉及到的唐人生卒年、性别死亡年龄等作了整理、统计。兼及唐人死亡原因的分析,以求对唐人寿命问题作出较之前人更为精确的结论。
  • 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
  • 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归义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凉州。为了使中央实际控制区西扩,唐政府于成通三年(公元862年)至四年(公元863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控制凉州。但作为河西主要收复者的归义军并不甘心放弃凉州,而活动在河西地区的口孟末人也很快加入到凉州的争夺战中。自成通二年至唐亡,凉州在唐政府、归义军、嗌未三种势力之间。存在几次控制权的转换。
  • 李佛儿小议
  • 蒙古人主中原初期,多次出现过化名李佛儿(或作李佛子、李仙等)的起事者。如王义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期间,“金经李佛儿以妖术惑众谋乱”。1234年(甲午),平滦塔本辖区,“盗李仙、赵小哥等作乱”。1237年(丁酉),山东济南一带,“妖人李佛儿扇党来攻”。这些被称为妖的李佛儿,肯定是借民间秘密宗教起事的。所谓“金经”,当即“白衣经会”。据《秋涧集》卷五五《史公祠堂碑铭》:“赵郡莠民共倡为白衣经会,煽七县问不逞之徒,因端窃发。”史天泽所镇压者即使与属下王义不同时,二者肯定也有密切关系。
  • 北宋铸钱诸问题考辨
  • 《中书备对》26铸钱监的年代不是《玉海》所说的元丰三年,而是熙宁十年。《宋会要辑稿》26铸钱监的年代为熙宁九年。元丰八年十二月废罢的14铸钱监是西京阜财、卫州黎阳、绛州垣曲、舒州同安、兴国军富民、衡州熙宁、鄂州宝泉、梧州元丰、岷州滔山、万州广济、虢州在城、商州洛南、同州和渭州钱监。
  • 宋代女性经商探析
  • 本文利用宋代文人文集、笔记、小说,结合正史相关资料,对宋代女性经商加以特别关照。分析了女性经商的主要形式,总结出她们经商的主要特征,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
  • 黑白点子河图洛书
  • 西汉后期方士、儒生妄行编造河水上出现神马背上有八卦。称河图;洛水上出现神龟背上有九畴文字,称洛书。东汉、东晋儒生以河图洛书附会九宫图,进而妄以九宫数改造河图卦画、洛书文字,使之皆成为数字。大抵至宋代已全部完成这种改造。宋儒叉把这些数字改为黑白点子,各以其数字之数定其点子数,即一为一点,逐字类推,以造九为九点。并以小圆圈作白点为阳点子,代表天数;小黑点为阴点子。代表地数。即以各如其数之点子以绘八卦之各卦、九畴之各畴,亦即以《易·蘩辞》之“天一地二……天九地十”为河图数,以九宫数为洛书数。创之者为五代八宋的道士陈搏,有传其数学的穆倚一派。传其象学的种放一派,别有关郎邹雍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刘牧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两派。诸派递传造成宋代“图书之学”的怪诞。宋以后道士、儒生继续花样翻新,但已成强弩之末,无可谈了。
  • 《明史·许进传》纠误一则
  • 《明史》卷一八六《许进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924页)云:许进于弘治“七年迁陕西按察使。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使其将牙兰守之。尚书马文升谓复哈密非(许)进不可,乃荐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文中“右佥都御史”之“右”字,应为“左”字之讹。
  • 关于铁木迭儿的几个问题
  • 《元史》将铁木迭儿列入《奸臣传》,今人时铁木迭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打击陷害异己亦多有论列,但对其在仁宗和英宗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则较少提及。本文则对其在“延祜经理”、均平赋役、强化中央集权、整肃吏治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重新作了评介和补说。
  • 诸子均分制与家庭经济变动——《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研究
  • 诸子均分制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制度。传统观点论厦诸子均分制。多强调其对产业的瓜分、不利于资本的积累等负面作用与影响。本文以《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为中心,对该家族在实行诸子均分制过程中的经济变动,以厦文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了探讨。其经济变动,纵向上呈曲线性轨迹;横向上显出不平衡性;而在总体上,则呈向前发展之势。诸子均分制实行的结果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不同的走向。既有负面影响,亦具积极作用。该文书还体现了诸子均分制的基本原则和阉书的法律效用,并反映了土地经营方式的多样性和租佃关系的复杂性。
  • “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
  • 湘湖位于浙江萧山县城以西,是一个以蓄水灌溉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湖。自湘湖成。沿湖9乡居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得失相关的利益共同体。至明中叶,围绕湘湖利益分配的各类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震动朝野的“何御史父子事件”即发生在此时。湘湖水利的维护者为维护“共同体”既有的利益格局。利用各种手段,把本与湘湖水利无直接关系的何舜宾父子“建构”成道德楷模、历史传统的继承人和为维护公意而献身的“烈士”,从而构筑起了湘湖地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资料证明,这个逐步累积而成的“烈士”形象,竟然是一批“民间菁英”特意虚构和有意夸张的结果。
  • 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
  • “专制”在现代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专制”和“君主”连在一起的“君主专制”一词,亦为人们所熟知和广泛使用。然而,古今“专制”语义不同、使用对象亦不同。“专”的义项有“独占;独用;独裁,专擅,独断独行”等。“制”的语义较多,与“专”组成合成词“专制”的义项有三个:独断专行、君主独掌政权、控制掌管。《辞源》对“专制”的解释为“独断、独行”。《辞海》的释义有二:一是独断;二是君主独掌政权,“专制”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专横统治的政治制度,
  • 《中国史研究》二ОО六年目录索引
  • 《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第三届评奖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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